《桂松案启示录》专题报道系列三： 桂松：一个民族企业家的浮与沉
《桂松案启示录》专题报道系列三：
桂松：一个民族企业家的浮与沉
从“有一等本事的工业企业家”到“中美两国的友好使者”，转而身陷囹圄，再到至今仍然在为摆脱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不懈抗争，桂松经历了过山车似的跌宕人生。
这些戏剧性的变化，既缘于桂松强烈的欲望和张扬的个性，也凸显着这个时代诡谲的印迹。
出身没落知识分子家庭
1955年1月，桂松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曾经的望族家庭。
在此之前，桂松的祖父，在抗日战争最后一战中殉国，当时桂松的父亲只有10岁，为了振兴家族，他开始经商学徒。所以桂松一出生就随太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一起生活。
桂松的外祖父一辈子从事考古和教育工作，也是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解放前，他就一直鼓励他的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同时组织过反饥饿运动，是老式教育的领头人，有着鲜明的个性。后来从事专门的考古工作，曾是江西省博物馆考古负责人。
桂松的外祖母是一位教育家，是首次向国家提出重量单位由“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改革的第一人。1959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市制原定十六两为一斤，因为折算麻烦，应当一律改为十两为一斤。”
而桂松的太祖母则是一位非常看重传统礼教的老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桂松自小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式教育。其外祖父从小对桂松灌输的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传统精神。
桂松的外祖父曾对桂松说过，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给自己建立人生的目标、信仰、道德底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即使在反右时期在江西省博物馆任职时期，也切实践行着这些人生信条，向政府正义直言，提意见。他被打成右派之后，也一直坚持拥护共产党。
这些言传身教都对桂松今后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他长大成人之后立志科技报国、产业报国，哪怕历经磨难乃至身陷囹圄险些丧命，都矢志不渝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一直到1978年，桂松都生活在“地富反坏右”的家庭里。成长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平反之后，桂松一直对改革开放怀有一种感恩之情。作为对党正确路线的支持，桂松希望为祖国发展尽绵薄之力，在改革开放中作出成绩。
临危受命，扭亏为盈
1971年，16岁的桂松开始在江西汽车制造厂当工人，1977年就读于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学）机械系。1980年毕业之后，重新分配回江西汽车制造厂（现江铃汽车厂，以下简称江汽）任技术员。
从1981年到1984年，是桂松人生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桂松命运的转折期。
1981年，桂松从事了一年的科技情报工作。通过情报检索，他了解了当时全球整个汽车行业的情况。他关注最多的信息就是战后日本汽车工业如何挤掉美国汽车工业，成功占据了美国市场，他认为战后我国和日本汽车工业几乎处在同一起点，我国的汽车工业应该是大有作为的。
基于此，桂松提出了改变当时江汽企业所面临经营不善连年亏损情况的独到见解。这就是他为什么在1983年尚不到30岁的年纪就敢于承担拯救一个面临倒闭企业重任的基础，也是党组织和领导选中桂松，让他承担江汽改革重任的原因。
当时江汽固定资产为800万元，1982年亏损超过400万元，1983年按估算亏损将达到520万元，这一数字是当时整个江西机械行业的利润总额。在此背景下，江汽面临着非改革不可的境地。
1983年初，在江汽面临倒闭的紧急情况下，桂松被召集进入江汽企业整顿办公室，参加“江汽扭亏整顿计划”工作，参与旧车改型以及五十铃（一家日本的汽车制造公司）汽车的选型和引进。为了保证江汽总厂产品的战略转移，实现扭亏，企业将所有停产的车间合并成立配件分厂。同年4月，桂松受命于危难，被聘担任该分厂责任厂长，与两位副厂长一起共同向总厂签订了“责任状”。当时总厂向桂松提出的要求是1983年的亏损总额不要超过1982年，但桂松主动提出了要“扭亏为盈”，用他的话说：我们既然要改革、要承包，就要有勇气和魄力、就要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来做这件事情。
当时的城市汽车市场，以一汽的解放牌汽车和二汽的东风牌汽车为主导。但是在农村，由于汽油短缺只用柴油，以生产汽油车为主一汽二汽并未涉足农村市场，所以竞争压力要小得多。桂松看准了这一点，提出把汽车汽油机换成柴油机，改良后的汽车可以顺利适应农村的广阔市场。这种顺应市场需求的做法，果然使江汽获得成功，当年便使桂松领导的配件分厂扭亏为盈。
桂松在他的人生舞台上第一次“出演”，便显现出了超人的天赋。他在1984年就成为总厂经营副厂长的后备人选。随后，桂松调任总厂销售公司副经理岗位，参与总厂营销工作。不久他就参加了第一批第三梯队干部集训，在武汉汽车工业学院接受技术引进和国际贸易的培训。
其间，桂松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被邀请留校参加编写由著名经济学家、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万君康教授主编的工业经济类教材《工业企业涉外经济管理》一书，该书关于市场营销的章节，全是出自桂松之手。当时所有工业院校都没有涉外学科的教学，该书编撰完毕不久，正式成为各院校涉外学科教材。
通过对涉外经济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桂松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层次结合，这为他后来在更广阔的舞台施展才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桂松完成学业和教材编写工作回南昌，根据全国汽车工业发展趋势以及南昌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江汽、南齿等骨干企业为主体，加上十几个汽车配件专业生产厂家，组建行业性实体公司，使汽车工业成为南昌市“带头工业”的方案，即《发展我市汽车工业改革的意见》。该方案得到了时任南昌市市长程安东的肯定和各方面的支持，但是由于将整个江西统一布局的深度机械改革会触及许多干部的自身利益，因此受到许多阻力。时任南昌市领导决定暂缓此方案，并准备先把桂松调到行政机关。
“科技报国、产业报国”一直是桂松的理想，调入行政机关虽然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遇，但毕竟和桂松的理想有一定差距，于是桂松婉言谢绝。
随后，桂松接到时任深圳市长李灏的邀请，在全国选调特殊人才的过程中，作为特殊人才去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在深圳，桂松如鱼得水，创造了比江汽扭亏为盈更大的成就。
转战深圳，打造凯丰辉煌
至今，在深圳仍有一条路叫凯丰路，记录着桂松在深圳的奋斗历程。
1986年，桂松被深圳市委市政府作为特殊人才引入，1987年下半年，桂松受组织委派，筹建深圳首家汽车合资企业——深圳凯丰特种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并担任中方董事和执行总经理。
在打造深圳凯丰特种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前期考察中，桂松敏锐地察觉到了“运输工业专业化越来越细，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我国特种车需求迅速增加”的市场动向，同时洞悉“国际市场特种车价格昂贵，内地厂家由于信息、技术和经营管理不善，国内特种车从技术性能、品种和质量方面都不能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问题，决定将特种汽车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产品。
在生产特种车的过程中，桂松巧妙利用深圳“背靠内地，面向港澳，与内地相比具有政策活、信息灵、吸引外资便利的优势；与港澳相比，具有劳动力价格便宜并能依托内地基础工业的优势”，决定采取“集各方优势为我所用的方阵和战略”，将“国外、特区、内地在信息、市场、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中分别拥有的优势进行优化组合，按照客户要求，参照国外同类产品，自行设计图纸，并提供进口车底盘和一些关键部件，委托内地加工”，创造出了一条发挥综合优势生产经营特种车的新路，其生产出的特种车“可与进口车媲美，技术性能可靠，而价格则不到同类进口车的三分之二”，使“凯丰以过硬的产品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为特区工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然而，凯丰汽车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也由于其“从国外采购进口车底盘和一些关键部件，委托内地加工”，但本身并不进行生产的特殊“技术贸易”形式，引发了深圳对于凯丰到底是工业生产公司还是皮包公司的争论。
随后，经过深圳特区政府非常开放的论证认为，“这种工业皮包公司不是一般意义的皮包公司”，桂松也被特区政府和经济学家誉为“有一等本事的工业企业家”，成为“深圳速度”的典型之一，其业绩被载入由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题词、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报告文学专集《“一代风流”深圳创业者纪实——特区十年发展史典型人物》。
凯丰汽车的成功，将桂松对产业化布局和实施的认识提高了新的高度，同时印证了其提出的“产业化组织模式”的正确性，这种模式后来成为鸿源LCOS项目发展的主要模式，也让他有幸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参与并见证了一系列改写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事件。
1988年，全国第一次股份制改革座谈会在凯丰汽车公司的会议室正式召开。在那次会议上，桂松得以与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和曾启宪、国家体改委理论处处长高海燕、时任深圳主管改革和工业的副市长朱悦宁等人一起研究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筹建工作，讨论“企业如何把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所有权进行票证化，推向市场进行交易”。
会议后，深圳市为了推动所有权进行票证化交易，专门组织了一批英语、法律专业的学生翻译香港的《证券管理法》，作为借鉴1989年深圳出台了《深圳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草案，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这项工作被搁置。后来这部分企业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筹建的资料被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市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紧随其后，深圳市于1991年7月，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赴美取经，携高科技项目落户江西
进入9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获得初步成功，瓜分改革红利的浪潮开始涌来，如何将改革红利纳入自己囊中的思想开始左右人们的行为，许多企业家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热情和冲动开始消失，而国内的创业环境亦不如从前。
1996年，桂松决定远赴美国，从事创新科技产业的研究、考察，如“苦行僧”一般的游历探索，希望能够寻求到壮大我国科技产业的“真经”并带回祖国，实现其一直以来坚持的“科技报国、产业报国”的梦想。
从西部硅谷创新科技的技术组织，到东部纽约华尔街金融投资产业发展的资金组织，在美国期间，桂松同时进行科技投资和产业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1998年，桂松在美国硅谷参与LCOS技术论证和投资，随后与曾在美国家试验室和著名跨国企业英特尔从事研发、管理工作的硅谷资深科技创业带头人徐荣博士、在日本从事现代光机电一体化联合研究的科技新秀李方红博士形成共识，联合一批国内外有志于中国科技产业振兴的科技创业者共同努力，形成了一套“以把握市场发展趋势，推出引领市场的创新产品为导向，掌握相关领域核心技术为基础的五个组织为内容”的创新科技产业发展思路，把团队（创业团队英文冠名“KHD-King-High-design”）的创业目标定位在前沿科技研发和产业化组织的顶层设计，制订了“以突破产业化技术瓶颈抢占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制高点，整合产业发展各个要素系统建设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形成集群，发展前沿科技产业”的研发和产业化方案，以达到综合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相关前沿科技产业整体水平的顶层设计规划。
这套方案，是桂松多年以来从江汽扭亏为盈形成初步轮廓到凯丰汽车实践成功，再经过在美广泛吸收经验逐步完善所形成的产业化理论，是几十年来实践经验与理论总结的集大成之体现，也是鸿源LCOS项目实施的理论基础。
2001年，桂松响应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网络和通讯都没有抓住核心技术的发展机遇，在数字电视领域我们不能再缺席”的号召，与鸿源团队一起携唯一没有被国际跨国公司垄断的新显示技术液晶覆硅（LCOS）落户江西，发起成立江西鸿源数显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实施LCOS项目产业化，并被国家发改委确立为“国家高技术示范工程”项目。在承担并完成国家高技术示范工程及产业升级项目的过程中，取得了国家授权的以光机转角镜头发明专利为代表的LCOS光学引擎及芯片等二十多项专利，并形成了液晶覆硅LCOS显示芯片的液晶封装和传感器芯片的封装技术和产业化成果，项目成果通过国家组织的验收。
很快，桂松带领鸿源团队在江西建成了世界领先、国内唯一最具规模的LCOS芯片生产线，先进的LCOS光学引擎生产线两条，整机生产线两条，形成了年产LCOS显示芯片20万套以及年产光学引擎15万套和整机5万台的批量生产能力。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LCOS项目在江西落地后，桂松和鸿源团队并没有裹足不前。桂松又将眼光投向了海外。他们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提高中国的科技工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加分。
2006年4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总书记访美，为积极落实总书记的战略思想，桂松根据有关安排赴美国进行考察调研，寻求与美国企业的战略合作、拓宽企业国际化发展空间，提出在美国建厂、在美国进行SKD组装的中美产业合作共赢模式。美国出版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相关书籍《China & America’s Emerging Partnership:
A Realistic New Perspective》中特引桂松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并称之为“The KHD Model”（鸿源模式）的中美“Win-Win”（双赢）模式。
2007年5月，根据中美战略领导小组的要求和商务部的安排，桂松参加了由吴仪副总理带队的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的贸易投资促进团，鸿源控股在美建立组装厂及研发中心作为重点项目于5月9日在旧金山签约，在海外引起较大的反响，被称为从“中国制造”改为“中国创造”的成功案例。
签约期间，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授予鸿源科技控股“中美友好和商业交流”成就奖，以感谢“鸿源控股董事长桂松多年来致力于中美技术贸易交流，参与硅谷科技创业投资，并引领科技创业团队到中国大陆发展，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更积极推动企业来美建厂，增加加州就业，促进中美双赢的实现”的贡献。
2008年，为落实中央关于对美工作的精神，桂松根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领导小组的安排和商务部批准，成立鸿源美国公司并担任鸿源美国公司CEO。鸿源美国公司，在开发LCOS技术的同时，与著名的华裔美国科学家共同研发并取得了高效能充放电储能技术，该技术在美国已成熟地应用于工业矿山安全和海底电缆等。另外，该项技术可用于根本解决制约电动汽车发展的快速充电、续航时间、电池寿命的瓶颈技术问题，并对新能源的有效利用和市场化推广有着重大的作用。
由于桂松的人格魅力以及桂氏一族与素来感恩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结下的历史渊源，如今在美国商界政界的众多犹太人都与桂松拥有良好且健康的关系。
桂松致力于“科技报国、产业报国”的同时，还充分利用这些关系，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在西藏、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积极和美国进行沟通交流，使得许多商界政界消除了对我国的误解，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个中华儿女的爱国之情。
然而，就在桂松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2010年3月5日，桂松突然被江西警方逮捕。鸿源LCOS项目遭到致命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