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仁  罗红军 
    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他人身份证或伪造身份证登记结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妹妹或弟弟因未到结婚年龄使用姐姐或哥哥身份证登记结婚。因此引起的婚姻纠纷如何诉讼，这是当前困扰司法和当事人诉讼的一大难题。比如，对此类纠纷是按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还是按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婚姻当事人到底是谁？即被冒用者能否成为婚姻当事人？凡此等等，在司法实践中执行相当混乱，有的当事人甚至诉讼无门。如最近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法律实务民商事）热议的妹妹用姐姐身份证登记结婚引起的纠纷，当事人则因其与结婚证上的登记姓名不同而投诉无门。
面对上述困境，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独辟蹊径，在民事诉讼中率先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解决此类纠纷打开一条便捷可行之路。现将本案予以公布，并就有关法理作简要阐述。
   [案情简介]
   原告刘某(女)与被告赵某（男）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原告刘某怀孕而未达到婚龄，便用其姐姐刘XX的身份证（刘某自己的照片）与被告赵某登记结婚，2006年底，被告赵某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原告联系。2009年12月11日原告向宜昌市点军区起诉要求与赵某离婚，子女由本人抚养，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门发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罗红军认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根据王礼仁《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理论处理，并就其具体诉讼技术问题与王礼仁同志磋商。王礼仁认为，一方面按离婚处理，一方建议撤销婚姻登记，两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议也不能成为原告独立的诉讼请求。王礼仁建议通过法院释明，由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审理。罗红军法官采纳了此建议。通过法院释明，刘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某与赵某存在婚姻关系，刘XX与赵某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某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某与赵某离婚；女儿赵赵XX由刘某负责监护。经依法公告传唤，被告赵某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某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XX的身份证与被告赵某办理结婚登记、后又用刘XX的身份证为其子女办理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XX与赵某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成立，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某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双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某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赵某与“刘XX”之女赵XX与原告刘某的亲权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某系赵XX生母，刘XX不是赵XX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离婚。  
    三、子女赵XX由原告刘某负责监护。
    [法理分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属可撤销婚姻，对该案法院不应受理。应由原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原婚姻登记，收回登记为刘XX与赵某的结婚证。理由是二人在进行婚姻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故对于民政部门的错误登记，当然要由民政部门予以处理。如果民政部门不履行撤销该婚姻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属无效婚姻，对该案由法院受理后，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理由是结婚证书上记载的婚姻当事人为原告刘某的姐姐刘XX与被告赵某，从形式上并不能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结婚。因而，应当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应属有效婚姻，理由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结婚的必备条件有三：一是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人加以干涉；二是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即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三是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有结婚的合意，且领取结婚证书上的照片也为刘某与被告赵某，实际在一起生活的也是刘某与被告赵某。刘某在提起离婚之诉时，双方又均已达法定婚龄，无其它禁止结婚的事由，因此，应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成立，按有效婚姻处理。至于结婚证书上的姓名虽为刘XX与赵某，但二人既无结婚的合意，也未实质在一起生活，因此应认定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我们认为，相比之下，第三种观点更有道理，更符合此类案件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更有利于解决此类纠纷。因而，点军区人民法院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是全国首例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瑕疵纠纷，其判决开创了处理此类案件的先河，并为此类纠纷的诉讼打通了一条便捷之道，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下面就本案争议的有关问题，作一些简要分析说明。
    一、本案到底是按民事诉讼途经处理，还是按行政诉讼途径处理？
    1、本案是民事案件，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婚姻纠纷是民事纠纷，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既然是民事纠纷，就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2、民政部门无权处理，也难以处理此类婚姻纠纷。
第一，婚姻法和相关法规没有赋予民政机构处理此类纠纷的权力。根据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国务院2003年）、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民政部2003年）规定，民政机构“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第二，民政机构难以处理。民政机构要处理此类纠纷，无论是维持还是撤销结婚登记，都必须要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否则，就可能再次出现处理错误。而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第三，民政机构单纯的形式处理，难免出现实质错误，必然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司法资源。
    3、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处理婚姻民事案件。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第13章中有详细论述，[2]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强调，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其判决更能难以实现。同时，行政诉讼时效等诸多方面，都难以适用婚姻登记纠纷。仅以诉讼时效为例，本案行政诉讼就难以处理。[3]
    4、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便捷彻底
在民事诉讼诉讼中，完全可以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婚姻有效与无效之诉、离婚之诉合并审理，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既可以解决婚姻效力的诸多纷争问题，也可以解决婚姻附带诉讼的子女财产问题；既可以解决婚姻诉讼当事人关于婚姻效力的争议问题，也可以解决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在本案中，可以说将相关的婚姻诉讼“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
    这里要特别强调说明一下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由于婚姻关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与无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销诉讼中,均可能影响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权益, 这当然不能使婚姻关系因人而异其效力。因而，婚姻关系案件不仅以一次解决为原则,而且其判决具有对世绝对效力。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案件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 对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582 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刘XX虽然没有参加诉讼，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判决，直接涉及到她（刘XX）与赵某的婚姻效力问题。在判决确认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时，刘XX与赵某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XX有拘束力。刘XX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民政机关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某”，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XX”的结婚问题。 
    二、本案不属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无效婚姻，是指违反禁止结婚的实质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根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 无效婚姻只有四种：重婚；近亲结婚；婚前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愈；未到法定婚龄。而《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仅有被胁迫结婚一种。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所采取的是列举式立法，也就是说，凡是法律没有列举的情形，不能认定为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因此，无效婚姻的范围是有严格限定的，除法定的情形外，不能随意扩大，包括不能变相扩大。否则，就是违法。
    本案中的刘某虽然在结婚时未到法定婚龄。但在离婚时已经到达法定婚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即不属于婚姻无效，也不属于可撤销婚姻。刘某起诉离婚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当然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按离婚处理。
    三、本案正确区分了婚姻无效与婚姻不成立的界限。
    所谓婚姻不成立，就是当事人之间的结婚行为因欠缺婚姻成立的必要形式要件或形式要件存在严重瑕疵而致使婚姻没有成就，婚姻不存在。婚姻成立，就是当事人完成了缔结婚姻必备的形式要件，婚姻依法存在。而婚姻无效是已经成立的婚姻，因违反结婚实质要件而不生法律效力。婚姻有效与无效是对已成立的婚姻效力判断。婚姻不成立，则无所谓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有关婚姻不成与婚姻无效的区别与联系，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论述。本案中刘某使用他人身份证与赵某登记结婚，其登记程序存在瑕疵，首先所涉及的就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而不是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只有解决了婚姻是否成立之后，才能解决婚姻效力问题。由于刘某用他人身份登记结婚，并不能改变本人结婚的基本性质和事实。使用他人身份为什么不能改变本人结婚性质，笔者有专门论述。[4] 这里再补充强调的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也是如此判断的。如使用他人身份签订劳务合同、使用他人身份签订旅游合同，发生意外伤害后赔偿时，都是以“使用者”为当事人，而不是以“被用者”为当事人。因而，本案应当认定刘某系结婚当事人，而不能认定刘XX是结婚当事人。刘某在这里使用他人身份证主要是解决婚龄问题，其性质和作用相当于篡改婚龄。而婚龄问题，只影响婚姻效力问题，不影响婚姻成立问题。因而，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是成立的。又因刘某已经到达婚姻，其婚姻也是有效的。而刘XX与赵某的婚姻则不能不成立。因为刘XX与赵某没有结婚合意，更没有与赵某进行婚姻登记。根据婚姻法第8条结婚必须登记的规定，刘XX没有去登记，显然缺少婚姻成立的最基本要件。而且刘XX也没有委托他人代理登记或事后追认及与赵某共同生活的事实。因而，她与赵某的婚姻是不成立或不存在的。点军区法院没有用婚姻有效与无效的标准判断，而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标准判断是正确的。否则，就会把一个无婚现象认定为已婚。
    四、本案判决的真正价值
    本案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实体，而在于程序。尽管对本案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运用民事诉讼比行政诉讼更科学，更顺畅、简捷、彻底。这种作法值得肯定和推广。
    仍以本案为例，刘某既可以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她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或有效，然后解决离婚和子女抚养费、财产分割问题；也可以起诉请求确认她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当然是否成立由法院审查决定），然后解决子女抚养费和财产分割问题；刘某、刘XX姐妹如果与赵某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发生争议时，还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或不成之诉。比如姐姐刘XX结婚遇到障碍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之诉；刘某如果遇到赵某否认婚姻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成立之诉。此外，假如赵某不是下落不明的人，在刘某直接提起离婚之诉时，赵某认为婚姻不成立，还可以提起婚姻不成立反诉。法院可以将离婚本诉与婚姻不成立反诉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即使确认刘某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直接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处理，比行政诉讼要简捷得多。


附：
 使用虚假姓名结婚当事人及其婚姻性质判断（摘抄金则徐律师博客）

 使用虚假姓名结婚，首先所涉及的就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所谓婚姻成立，就是当事人完成了缔结婚姻必备的形式要件，婚姻依法存在。所谓婚姻不成立，就是当事人之间的结婚行为因欠缺婚姻成立的必要形式要件或形式要件存在严重瑕疵而致使婚姻没有成就，婚姻不存在。而婚姻无效是已经成立的婚姻，因违反结婚实质要件而不生法律效力。因而，婚姻有效与无效是对已成立的婚姻效力判断，婚姻不成立，则无所谓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如刘红玲使用姐姐刘路英身份证与赵光武登记结婚，其登记程序存在瑕疵，所涉及的首先就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而不是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只有解决了婚姻是否成立之后，才能解决婚姻效力问题。
    刘红玲借用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结婚涉及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当事人的认定；二是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的行为婚姻能否成立。
    1、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当事人的认定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用他人身份证登记结婚等于本人没有结婚，因为登记结婚的并非本人，而是第三人。因而，应当认定使用者结婚无效或婚姻不成立。那么，用他人身份证登记结婚，是否等于本人没有结婚？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实际上是对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的一个最大的误区。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并不能因此认定是他人（“被用者”）结婚而非本人结婚。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事实上只是冒用了他人部分身份信息或资料，结婚仍然是“冒用者”本人，而非“被用者”结婚。
当事人使用他人身份结婚只是使用了身份上的外壳——姓名与年龄等，而结婚地实质部分还是自己的，即自己具有与他人结婚的意思，并以自己的照片进行结婚登记，这种身份在形式上实际上属于 “二合一”身份，并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人，即形式上的“夹皮套”身份。但只要稍有判断能力的人，就会判断是“冒用者”结婚，而不是“被用者”结婚。
    这不仅在婚姻关系中是如此，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也是如此。如使用他人身份证签订的劳动合同关系，发生工伤事故后，仍然要以“冒用者”为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如胡某因顾忌自己年龄偏大，于2006年使用假身份证以“王某”的名字进入东莞市凤岗镇一家模具塑胶厂任普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办理社会保险。2007年初，胡某在公司二楼车间因操作碎料机而导致右手手指受伤，厂方在发生工伤事故后翻脸不认“人”，从而引起诉讼，法院终于查实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并判决厂方支付胡某各项工伤待遇及工资7万余元。[1]不仅如此，使用他人身份证旅游，发生事故后仍然以“冒用者”为旅游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如李华因身份证丢失，在征得旅行社同意后，用其妹李萍的身份证向旅行社交纳了2800元费用，办理了登记手续，并通过旅行社向某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出国旅游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后因李华在旅游中不慎摔伤，医治无效死亡。被保险人李华的丈夫余某在多次向旅行社索赔无果的情况下，将保险公司与旅行社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原告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在银行用他人身份证开户存存款，也是认定“冒用者”为存款当事人。如青山李女士发现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利用开办了一张银行卡存进60万元巨款后，便立即持身份证将该银行卡挂失并更改密码成为60万元的新主人。原主人索要未果后以其不当得利将李告上法庭。法院判决李女士返还这笔巨款，并没有认定身份“被用者”李女士是该存款的所有人。
 
    为什么会如此处理，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冒用者”才是某一社会关系的真正主体和实际行为人，“被用者”徒有虚名。对此，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最通俗的例子说明。比如一个人假借他人身份到达美国，我们绝不会认为“冒用者”没有去美国，而是“被用者”到了美国。因而，在一切社会活动中，都只能以“冒用者”为真正的当事人。
     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更是如此，如果将婚姻关系的当事人认定为“被用者”，将会使许多人犯重婚罪或者使未婚者变已婚。因为如果你已经结婚，你的身份没冒用，那肯定是重婚；如果你未婚，你的身份被冒用，你便成为已婚。同时，如果不承认“冒用者”结婚，已婚者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岂不是不构成重婚罪？因而，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应当认定“冒用者”与他人存在婚姻关系，“被用者”与他人不存在婚姻关系。 因而，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2、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的婚姻能否成立
     既然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并不能改变本人结婚的性质，那么，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其婚姻能否成立呢？目前，对这种婚姻持否认态度者，一般都认为这种婚姻不成立。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从现有法律来看，还找不出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不成立或无效的规定。而且否认这种婚姻成立，也缺乏充分的理论基础。因而，没有必要规定单纯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不成立或无效。因为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的情况比较复杂。包括解放前战争年代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人员，以及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都有假借他人身份或以假身份结婚的现象。解放后，也有一些违法犯罪分子潜逃外地，隐名埋姓，以假身份或假借他人身份与他人结婚，有的长达数十年。如果一旦真实身份被暴露，其婚姻也被认定无效，显然缺乏正当性基础。因为这些人婚姻本身并不违法，只是因其他原因或目的，结婚时掩盖了真实身份。如果没有其他无效婚姻的情形，应当认定婚姻成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