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文从辽宁师范大学不准留长发的同学上课这一事件出发，提出以明确和保障学生的权利，来遏制学校权力恶意扩张的设想，并探讨若干具体的学生权利。

　　关键词：大学生，权力，权利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鲁迅。《头发的故事》。）

　　2001年辽宁师范大学美术系王正、王庆、李明三位男生因留长发被学校拒绝进入教室一星期。因为该校《美术系学生违纪处理条例》第六条规定“男生留长发者”，“视情节，给予全校通报批评，直至勒令退学”。王庆同学称，他在九月十日被校方通知“必须先理发后上课”，自己被剥夺了一个星期受教育的权利。而王正同学则是在听到学校规定后，将长发做了修剪，但由于仍不符合规定，十二日在“剪发就上课，拒绝就停课”中选择了后者。据美术系九九级的一位姓杜的辅导员介绍，全系原有七八名男学生留有长发，经教育，只有这三人同学不执行规定，她认为男生留长发有悖大众习惯，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随后，据报道，三人不得不剪掉长发，并开始上课，但他们坚持认为：留不留长发完全是个人的喜好，学校不应该限制。（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中国窗”（香港）。《辽师男生蓄长发惹争议》）。他们给《大连日报》“新闻110”打来热线电话，诉说此事。2001年9月16日，记者约见了这几名同学，并进行了采访，随后《大连日报》发表了《要个性美术系男生留长发 制条例学校方下令停其课（主题）几个男生称：宁被开除，不剪长发（副题）》的报道，又在以后几天分别发表了《学校：不是个性而是个别》、《读者来电各有说法》、《三名男生剪掉长发回课堂》和《不单单是头发的事》等5篇稿件。这一组连续报道，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之后中央和香港的传媒对此也有报道，从而使得这个自建立50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省属高校竟借着头发之势一时名满天下。

　　在中国，头发曾是一个严重的话题。我们的祖先把头发看得很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分毫。然而中国人的头发也跟中国人一样多灾多难。第一场灾难发生于十一世纪，当时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政府下“剃发令”，是政治力量第一次的干预发型：要求身为高官的汉人头顶边缘剃光，只留下一小撮，然后梳成辫子，悬到背后。而小官小民，想剃也不能剃，因此这次剃发运动在历史上几被淡忘。

　　第二次灾难发生于十七世纪，也是女真人组成的政权，卷土重来，再下一次“剃发令”，这次是全民族剃发运动，汉民族的反抗惊天动地，女真族的镇压残酷血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声中，不屈者纷纷死于屠刀之下，血流成河，伏尸千里，终使男人的长辨子成了大清王朝的象征。

　　到了十九世纪，汉人对满人（女真人）的官定发式，再起反抗。太平天国辖下的臣民，一律恢复大汉衣冠。可惜这场护发运动，随着天国的覆灭而归于惨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叶，国父革命成功，才把清政府和辫子，同时连根拔起，扔到博物馆里。（参见：柏杨。《头发的故事》）。然而一些遗老如辜鸿铭等，依然拖着长辫安度晚年。

　　头发的劫难自十一世纪延续至今已历千年，纤弱的青丝，负载了它本不该承受的负重，到了二十一世纪该当偃旗息鼓悄然退场了吧？可惜辽宁师范大学偏偏要让我们再一次加深对头发的记忆，并接过鲁迅和柏杨两位大师的接力棒继续探讨这个沉重的话题。

　　我们且看这位杜辅导员的观点：留长发有悖大众习惯，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第一，“大众习惯”是不是必须要遵守？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法律和学理上的依据。相反，保障个性和自由才是法律的宗旨。民国年间留着满清时代的辫子也与大众习惯不符吧？可是辜鸿铭老先生依然留着辫子掌北大教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宽容是现代文明的一条核心原则。诚如密尔所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待。”但是，“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密尔。《论自由》）。杜辅导员祭起“大众习惯”的大旗，正是以“社会的暴政”阉割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理性的命根。

　　第二，说“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无疑是把教育塑造成了一种“形象工程”。刻意注重外表，苛求传统规范，其结果是顾此失彼，忽视了对学生内涵和深度的培养与教育。长发、短发只是审美情趣的问题，不能以此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把自己理解的“美”说成是“文明”，是以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与国际社会的霸权主义行径同出一辙。本文作者少习绘画，深感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正在个性之张扬。当然个性不一定要刻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个性是“因”而非“果”。然而是因是果，外人常难判断，当事者本人也未必清楚。对于学校而言，是因是果都应予以尊重而不是扼杀，如果连这点起码的人文关怀都没有，何谈培养跨世纪人才！这样一种扭曲的教育环境，只能培养蠢才和奴才。北京大学容纳了辜鸿铭的发式以“兼容并包”而享誉；辽宁师范大学却是以留长发则停学而扬名。此二种境界高低立判，究竟是学生的长发令学校蒙羞，抑或学校的胸襟狭隘、观念陈腐和独裁专制使其恶名远扬，也是不言自明。

　　第三，泱泱我中华，悠悠五千载，我们华夏子民一直留长发，短发成为“大众习惯”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当年剪掉辫子，没有恢复束发传统，或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接轨。然欧美各国留长发的绅士举袖成云，何况有尊重个性的传统和个人本位的理念，整齐短发之举似不可能习自欧美，倒极有可能从我们的近邻日本处引进。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整齐短发追求一统，恰好被我们的独裁者“洋为中用”。于是千人一面的背后，是奴役与服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因为八年抗战而惨败，其短发文化却为我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武力进攻不成，就干脆从思想渗透的角度入手，这个日本版的“和平演变”战略，从宣扬大日本帝国的短发文化起步，可谓“随风潜入夜”，高明之极也可怕之极，斯不可不察也。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留什么发式，完全属于私权利的范畴，不是公权力应当介入的问题。关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争论颇多。本文作者认为两者间主要是一种契约关系，同时高校作为经授权的行政主体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参见：陈朝晖。《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载《理工高教研究》2004年第3期）。从契约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从权力-服从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在法有明文授权的前提下才可以行使相应的权力。然而许多大学的现实是，校方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大脑发热，一个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规定就出笼了，学生只有服从的义务，其权利空间被强行挤占，这样的教育是畸形的，也是对法治的背离。而学生面临校方朝令夕改的突发奇想，就像被太监强奸一样-反抗是痛苦，不反抗还是痛苦。

　　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逐步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等，以权利制约权力。因此，明确学生权利是高校法治建设的中心环节。确认和保障的学生权利的广泛性、真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

　　学生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本身就享有宪法和法律确认的人权。同时，作为一个学生，又享有基于法律特别保障的权利以及基于与校方的民事契约而确立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第五章中，首先规定学生的权利与社会保障。其中学生的权利包括：接受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教育；在该标准范围内按个别教学计划进行学习；参加速成班学习；享受补充教育服务；参与教育机构管理；其人格得到尊重；信仰自由和信息自由；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信念。可见，该法对学生权利的规定是十分广泛的。

　　有关学生权利的立法，可以分为宪法-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大学法（校规）三个层次。（参见：陈朝晖。《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载《理工高教研究》2004年第3期）。我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人权，《教育法》在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针对学生权利的规定十分粗糙，没有自成章节，仅在第六章中零星可寻，这是远远不够的。要实现学生管理之法治化，必须在国家立法中专章规定学生的权利。鉴于我国的国情，对宪法已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人权，教育立法也应加以重申和具体化。同时要规定各学校的校规也必须明确写明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学生的权利。这么做并非画蛇添足，而是情非得已，因为没有哪个学校情愿告知学生其权利，却对宣扬自己制定的校规不遗余力。

　　具体而言，学生的权利既包括公法上的权利，也包括私法上的权利。

　　（一）接受教育和服务权

　　学生缴纳学费，与校方达成契约之初衷，便在于接受校方提供的教育与服务。因此这是学生最基本的权利，校方必须满足学生的要求，否则就应受到惩罚。比如日本《学校教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不授课达6个月以上的，主管部门可命令关闭学校。

　　目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是，校方提供的教育和服务质量堪忧，即不完全履约。比如某音乐学院请不具备教师资格的研究生为学生上课，致学生音带受损。而在服务方面，可指摘者更多，突出表现在校方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对其聘用的勤杂人员不强化服务意识，令这些人狗仗人势，作威作福。

　　（二）休息权

　　在国外，休息权同人格尊严一样受到尊重。我国宪法也确认了该项权利，但高校管理者对此重视不够。例如有些高校要求学生晚上上自习，就是对学生休息权的践踏。此外还有在节假日召集学生开会、组织学生劳动等，都是违法行为。

　　（三）平等权

　　西塞罗把“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作为法的目的，平等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学生管理中，其含义是：学生与校方工作人员平等的享有权利，平等的履行义务。而在现实中，管理者并不将学生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主体，而是视其为自己的奴仆，甚至可任由自己摆布和控制的私有物品。非法特权的存在必然导致非法的不平等，这是封建等级特权之流毒的一种体现。

　　（四）信仰及言论自由权

　　因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和审美情趣因人而异，且无整齐划一之标准，故学生之信仰选择及其表达自由当属个人私事，需加以尊重，只要其言行无违国家之法律。管理者可以将自认为“善”或“美”的界定号召或倡议学生遵循，但若这种号召或倡议进一步升格为强制，就属违法。强行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其罪恶无异于强迫卖淫，后者出卖肉体，前者出卖灵魂。

　　（五）拒绝摊派权

　　当前，学校向学生摊派的情况十分严重。突出表现在许多学校不经学生同意而强制其购买本校教师购买的书籍。还有辽宁师范大学团委以资助特困生的名义，强制学生缴纳所谓“特殊团费”。此等巧立名目，不胜枚举。因此立法保障学生的拒绝摊派权是十分必要的。

　　（六）生活自由权

　　学生的衣食住行，完全是个人私事，校方不应横加干涉。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十分个性化的，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标准，也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在80年代，许多学校的校规规定不准穿牛仔裤，而今天大学教授将牛仔裤穿到课堂上也不足为奇。回想当年的铁律，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而谁又能说今天看来也许被认同的约束，不会成为明天的笑柄？关键是这些问题无论看似合理与否，原本就不是法应当介入的。现在辽宁师范大学不允许留长发的同学上课，也是一种对生活自由权的侵犯。可惜不用等到以后，今天就攒来许多骂名。年轻人思想奔放，接受新事物较快，纵观历史，常常是他们领导生活理念的新潮流，而潮流是不可逆转的，法何苦自讨没趣？

　　（七）居所不受侵犯权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因此居住安全是公民生活中最起码的一项权利，所以教育立法也应相应的规定学生的居所不受侵犯，明令禁止校方以检查卫生等名义任意侵入学生宿舍，除非具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因为，宿舍的清扫、被褥的叠放以及墙壁的装饰等属于学生的生活自由，校方无权干涉。何况，未经学生允许侵入学生宿舍令学生的安全感得不到保障，同时可能会侵犯学生的隐私权等其他权利，因此必须依法禁止。

　　（八）隐私权

　　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公民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但从已有的判例来看，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学生的隐私权也应当受到立法的保护。在实践中，学生的该项权利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例如辽宁师范大学学生处处长刘某曾跟踪两名女同学窃听其谈话，从谈话内容得知她们意欲为违反校规的行为，据以对其加以惩罚。事后刘某竟还引以为荣，到处宣扬他的丰功伟绩。且不说这两位同学的行为只是一个构思，还没有成为现实。单就刘某尾随他人窃听谈话而言，就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还有许多高校并非为了需要民主监督的某种选拔而未经学生允许将其成绩排列次序张榜公布；将学生宿舍的布局拍摄下来公开展示等，都是践踏学生隐私权的行为。

　　（九）安全保障权

　　大学生普遍比较富有而又涉世未深，极易成为不法之徒的侵害目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女大学生的安全更令人堪忧。近年来发生的许多校园惨案均与校方的失职有关。因此必须立法确认学生的安全保障权，规定校方必须对校内的不安全因素尽必要之注意义务，如对招聘来校的外来劳务人员进行登记并监管，安排足够的人员经常进行巡逻等，以切实保障学生的权益不受侵害。

　　（十）人格保障权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而在我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管理者普遍对学生的人格没有充分的尊重，尤其是对他们认为犯错误的学生，更是恶意中伤，无所不用其极。从法律上讲，即使死囚的人格也是不容侵犯的。法律可以授权司法机关剥夺某人的生命，却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侵犯他人的人格，高校管理者当然亦不例外。

　　（十一）求偿权

　　现实中损害学生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屡禁不止，其原因固然颇多，但管理者及校方为损害行为之后不必付出相应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管理者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嚣张气焰。因此必须明确规定校方给学生造成损害的赔偿标准及程序。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校方给学生造成物质损害的情形相对而言不是很多，而大多为精神损害。对于精神损害，校方除要公开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外，还要以物质的的方式加以赔偿，这样才能抚慰学生受伤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生的损失。

　　（十二）结社权

　　学生基于自己的专业特点或自身的兴趣、爱好，自愿组成社团，有利于互相取长补短，丰富课余生活及促进沟通，培养合作精神，因此立法应予支持。同时，学生与校方相比属于弱势群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与校方抗衡。此外，学生在参与学校管理时，也有组建社团参与竞选及决策的愿望。我国《高等教育法》已确认了学生结社权，但是，只有将学生社团的自决权同时规定下来，结社权的存在才不会流于形式，否则只会成为校方管理机器的附庸。

　　（十三）参与管理权

　　如前所述，学生与校方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从民事关系上讲，学生有权监督校方履约，并有权就履约具体事项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要求，就关系到自身利益及自由的事项作出决定，交由校方执行。就行政关系而言，学校做出事关学生权益的重大决定时，应当征求学生意见，必要时还应进行听证。参与管理是学生的一项重要权利，没有学生参与的管理是非法的管理。国外的立法均十分重视该项权利，而我国的法律中尚没有这一内容，实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和缺失。

　　（十四）罢课权

　　学生与校方之间具有双重关系。而在提供和接受教育这一问题上显属民事法律关系，因而上课是学生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如果学生认为校方提供的教育不能使自己有所提高而只是空耗时间，或这一课程自己已经掌握，自然可以不上课。同时，大规模的罢课多是基于学生要表达某一强烈意见而发生的，这是处于弱势的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利途径。许多学校规定对带头或组织罢课者予以处分，这显然不妥。除了从理论上讲学生有罢课权以外，从立法技术上讲也有这一要求。因为学生作为公民本身就享有游行、示威权，而罢课的激烈程度、造成的损失毕竟比游行、示威要小得多。如果不承认学生的罢课权，那么本来罢课就能解决的问题，却逼得学生只能去游行示威。这显然对任何一方均不利。

　　（十五）建议、批评、申诉、控告、检举权

　　这几项权利，是上述诸如参与管理权、平等权等各项权利的必然延伸，并与之互为保障，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几项权利皆有宪法依据，因此还没有哪个学校胆敢自定校规否定学生享有上述权利，但也不告知学生享有这些权利。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要使学生的上述权利真正得以实现，必须明文承认，并鼓励学生积极行使这些权利，这样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而且可以促使校方廉洁自律，改善管理。

　　（十六）静坐、集会、游行、示威权

　　集会、游行、示威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均予以确认。而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该项权利的行使尤为重要。静坐权的确认也是必不可少的。集会、游行、示威非合众人之力无以发动。若学生无静坐权，则个人或少数人对校方有强烈之要求，或忍气吞声，或去发动一场集会、游行、示威，这两种结果我们都不愿看到。而既使对于广大的学生而言，选择静坐来表达意愿也同罢课一样，是一种较集会、游行、示威烈度较小的一种反抗形式。所以如果不承认静坐权的存在，要么不利于保障个体权益，要么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十七）交往权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理性个体，交往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学生的交往权本质上要确认交往的自由-有和同性交往的自由，也有和异性交往的自由，交往的方式和深度也是学生的自由。有许多高校为了满足其“存天理、灭人欲”的阴暗心理，同时为了降低管理成本，甚至禁绝男女同学的正常交往。比如辽宁师范大学的学生处处长刘某就曾对某两位同学一起讨论学生会的工作而横加指责，只因为他们是异性。我们知道世界上大约89%是异性恋，这在经济学上可以解释为一种歧视。但若学校画地为牢，让同学不能满足与异性交往这一偏好，其结果是令一部分同学必须放弃歧视，退而求其次地转向同性。当然同性恋者应当得到尊重和关怀，但是学校硬是把异性恋培养成同性恋恐难脱“逼良为娼”之咎！

　　学生创业是一项值得鼓励的新生事物。1998年5月举办的清华首届创业计划大赛，正式拉开了我国学生创业的序幕。2000年教育部出台相关政策，标志着学生创业受到官方的明确肯定。（参见：陈朝晖、张德民。《论学生创业及其法律保障》［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3（4）96）。

　　然而部分高校的校规中仍然明定“学生不许经商”，显与国家政策和社会现实相悖，虽然今天的“创业”与八十年代的“经商”不能简单地等同。这些学校的抱残守缺，与国家法律的欠缺不无关系，但要修改法律，毕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尚需假以时日。而且法律本身必然是粗线条的，就算制定出来也需要各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细化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即使在较开明的学校，对学生创业的种种支持乃是仰仗学校决策者的认同，是“人治”而非“法治”，即便当下如火如荼，也仍存在“人走茶凉”的不确定性。所以有必要将学校对学生创业的鼓励与支持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十九）享受优待权

　　大学生是未来建设国家和发展人类的栋梁之材。同时，出于其没有经济收入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考虑，国家乃至相关企事业单位需要对其实施一系列优待。我国《教育法》第五十条规定：“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美术馆、体育馆（场）等社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以及历史文化古迹和革命纪念馆（地），应当对教师、学生实行优待，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提供便利。”铁道部1956《旅客行李和包裹运送规则》第17条规定：“各学院、大中小学校和各种干部学校、专业学校以及超过6个月的训练班中，没有薪金收入的学生，家在外地，在寒假、暑假或假期期间回家，购买硬座往返客票时，凭学校证明文件，可以享受减价优待，但同一假期内只限一次。”以后，该规定经多次修改，但此原则一直延续至今。这类优待都是国家支持教育事业的政策体现，对其合理性的质疑就是对人类未来的漠视。国家在予以大学生如此优惠政策的同时并没有损害社会其他群体的权益。在不降低社会总福利的情况下适当提升某一群体的福利，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不公。今年春运期间爆发出的“大学生为何不与民工挤火车”的讨论，实质上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内耗式思维在做宠。

　　给学生优待类似于国际经济法中的非互惠的普惠制，虽是单方面作出，但并非给惠一方的恩赐，而是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优待对有关部门而言，不是“人情”，而是“本分”；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权利。然而，由于对“优待”本身的认识偏差，许多单位和部门对学生获得优待的权利没有予以足够的尊重。部分古迹景点，比如西安的大慈恩寺，没有对学生购买门票予以优待；太原铁路分局2001年春节期间擅自取消学生票的零售；天津铁路分局的工作人员一见到购买学生票的旅客就面目狰狞、恶语相加；而铁道部自身也不断的为大学生购票设置重重非人性化的障碍，令其赚取政治资本的“对教育最实际的支持”（铁道部有关人士语，来源于“深圳新闻网”）难以落到实处，简直是淫荡妓女立贞节牌坊。

　　学生的权利还应包括知情权、获得学历与学位权、物质帮助权等。只有学生的权利得以现实的实现，高校管理法治化的目标方能实现。但是，本文作者主张保障学生的权利以制约学校的权力，并不是否定高校之管理权的正当行使，也坚决反对学生权利的滥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校从学生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法治的轨道内纠正学生的短期行为，是必要而且必须的。某些高校出于争夺生源等经济利益的考虑，背离教书育人的宗旨，一切以学生为中心，要求教育管理和教学人员无条件的满足学生的要求和渴望，是另一层面的“逼良为娼”！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陈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