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狄骥是宪法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公法学家，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其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基础，提出一整套完整的宪法理论，至今仍有深刻影响。然法学界和思想界对其宪法思想毁誉参半，评价迥异。本文以探求狄骥宪法思想之真谛为要，力图以全面评析还其本来之真实。
「关键词」：社会连带，公务，国家，权利
狄骥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公法学家，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波尔多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教授。其从事法学教育四十余年，著述甚丰，特别是他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基础完整地提出宪法理论，至今仍有深刻影响。然法学界和思想界对其思想评价对比迥然，毁誉参半，褒者言其“法理学思想和公法理论已经成为人类法律文化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里程碑，”[1] 是“法国社会实证主义法学的大师”，贬者甚至言其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为法西斯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在此背景下，探求狄骥宪法思想之真要、客观评析其宪法思想，不仅必要而且现实。
一、狄骥宪法思想之理论基础
狄骥宪法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连带主义，其思想渊源就是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以及杜尔克姆的社会连带主义理论。
孔德是法国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哲学上，他是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论者，认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或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盖属形而上学，事物本质超乎感觉之外，不可能也不必认识。哲学不应回答世界的本质问题，而应从经验材料出发，与“科学”结合。实证主义哲学提供于人的是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的哲学，“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我把这个词列于一种新哲学之首。”[2]总之，“实证主义哲学只研究实在、有用的东西的知识，它克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超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范围”[3]在社会学上，孔德认为“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社会本能与个人本能在家庭里得到混合并相互调节。家庭和社会各有其职责，但目的是一致的。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并在不知不觉中相互合作着，这种合作是社会得以产生的根源。”[4]
杜尔克姆法社会学的核心是研究和探讨社会联带、社会分工与法律的关系，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法社会学的基石。杜尔克姆对法律的分析是从社会分工和连带关系开始的。在不同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连带关系，他把这种连带关系分为机械的连带关系和有机的连带关系，这两种连带关系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运作。[5]机械的连带关系基于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而形成，其特点是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基础，能够形成一种凝聚力。在机械关系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成员彼此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大体相同，行为更多地体现出个人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一致性和同质性，并形成一种强约束力的集体意识，个体在此等社会里难以具有独立发展的意识和空间。有机的连带关系则与前者不同，由于集体协调的分化和社会分工，使社会成员之间不再相似，而彼此区别。以这种区别和分工为基础就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杜尔克姆把这种有机连带关系比作人体各个器官之间的联系：社会是一个整体，每个人是这个整体的某种器官。这种器官有各自专门的功能，彼此各不相似，但同样是这个整体所必不可少的……在有机连带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从事某种专门的活动。彼此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的增长是分工中专门化增长的结果。它允许甚至鼓励个人之间差异的发展。”[6]个人差异的出现和强化破坏或削弱了集体意识，使得作为社会秩序和稳定基础的集体意识不再重要，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在日益专门化和独立化的个体之间的作用更加重要。由此，宗教意识受到削弱，个体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得以强化。在上述两种连带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连带特征的法律，即刑事法、惩罚错误或罪行以及恢复原状法、合作法等。
狄骥接受和承袭了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杜尔克姆社会连带主义思想，把社会连带主义思潮系统化，并首次将其带入法学研究领域，与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直接结合，创立了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石就是“社会连带关系”。他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反对探讨国家和法律的本质，否定社会连带主义关系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说法。社会连带关系仅表明一个事实，人在社会中永远并只能和其他同类一起生存；人类是一个原始的自然实体，绝非人类意愿的产物，因而所有人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类群体的一个部分。……人对人类群体的依赖与人的个体性不是一个先验的断言，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观察结果。[7]狄骥认为“社会连带性”与“社会相互关联性”表达的是同样意思，“人们相互有连带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满足，他们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过互相服务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因而，如果人们想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连带关系的社会法则。连带关系不是行为规则，它是一个事实，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8]社会连带关系尽管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但其本身是永恒的。他肯定了杜尔克姆对相互关联性的划分和基本结论，把社会连带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求同的相互关联性，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一种是分工的相互关联性，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9]维系社会紧密性的力量正是建立在相似性或劳动分工的相互关联性上，该力量越强，社会就越紧密。随着社会发展，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的相互关联日益增强，而建立在相似性之上的相互关联成为起第二作用的力量。两种相互关联性可转化为许多不同形式，其中第一类可能较另一类更占主导地位。个体处于连带关系中是因为他对其他人有用，其他人对其同样有用，个人自由是作为社会连带关系的基本因素出现的。个性越发达，个体差异越大，就意味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社会相互关联性就越强。现实规律决定了社会中的人要遵守某种行为规则，即不做任何损害此种社会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可以做任何本质上用于实现并发展机械相互关联性与有机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合理的人为规则应该是对上述原则的表述、发展与实施。社会规范是社会中人们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违反这些规则就会引起社会集团内部的社会反映。但“狄骥的所谓社会规律并不是唯物主义者所指的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客观法则，而是一种主题性的规则，它‘不能是一种因果律’，而‘只能是一种目的律’。”[10]狄骥认为社会规范不外是社会固有的规律，社会和社会规范不可分离，包含着社会规范为社会存在所必需、社会存在是社会规范的基础等可贵思想。他把社会规范分为经济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构成了社会规范的最高部分，成为客观法或法律规则。客观法即施加于社会中个人的一种行为规则，在某一确定时期，社会认为对这种规则的遵守能保证公正和大众利益，违背该规则的行为会引起社会公愤。无论是经济规范或道德规范，其本身都不是客观法，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法律规范，而一切法律规范都是道德规范或经济规范。客观法或法律规则与其他规范一样来自社会相互关联性，其个体性与社会性、持久性与一般性均在于相似性的联系或劳动分工的联系。“当群众的个人自觉意识了解规则必须具有一种社会制裁的时候，这种规则便是法律规则，就是社会连带的感觉和公平的感觉使法律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也使组成法律规范实施的习惯或成文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法律规则只是因为有了一个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11]正是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基础，狄骥在批判历史和现实的中提出其庞大而独特的宪法思想。
狄骥从实证角度对社会连带关系的分析和研究，他看到了社会连带的客观现实，并从客观现实推导其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然后再到实在法，符合从经济事实中寻找社会现象根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狄骥强调人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存在，社会规律因构成社会的人有自觉性而与自然规律有很大区别的论点有其积极因素[12].但狄骥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没有看到社会连带关系的本质以及社会连带关系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具有超阶级色彩。事实上，社会与自然一样存在客观规律，“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规律。”[13]从根本上看，狄骥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在其有破有立的理论建构中亦暴露出自身的矛盾和局限。“狄骥的学说不是一个实证的科学理论。狄骥强烈地攻击自然法学说，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理论。然而狄骥的和实证立法相区别由社会协作关系所产生的客观法也是一种自然法学说。他强烈地攻击主观主义，然而，他在1921年以后以社会成员的正义感作为形成客观法的一个渊源。尽管在他看来，正义感是可以观察的事实。实际上正义感和各个人、各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没有个人的和阶级的主观主义存在。”[14]
狄骥的宪法思想适应了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需要，一方面掩盖了阶级矛盾，主张用社会协作缓和、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又否定国家主权和取消个人权利，为垄断资产阶级内外政策提供某种理论依据。20世纪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呈现出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不同的特征，并经历了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危机等重大事件的洗礼。法国资本主义虽然开始从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但现实中尤其是法律中居统治地位的仍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理论，如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等。该状况与法国垄断经济的发展和要求极不协调，垄断经济的发展把原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思想抛在时代后面，资产阶级需要对原有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更新、改造或提出新的理论为其服务。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传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解决冲突的方法要么是进行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改良，容纳和接受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以缓和阶级矛盾，要么就是通过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来完成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解决矛盾。无论何种方式，对垄断资产阶级而言，都需要新的理论为基础，一方面麻痹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意志，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其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也需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其统治，强化国家力量及其对个人的控制，对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予以限制。狄骥的宪法思想不仅启发了人们对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然法理论的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而且“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他对国家主权学说的批判、对客观法的论述、对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和作用的解释，其所主张的国家公务观念等，都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需要。”[15]其所提出的“工团主义”、“工团国家” 取代主权国家，组成工团国家的主张甚至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子墨索里尼所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既为其理论找到市场，也让人们从根本上看到其理论之局限。狄骥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其终身研究公法学之目的在于将国家置于法律之下，否认国家绝对权力和国家主权，主张以合作国家观念对抗权力国家观念。他以学者的视角试图解决垄断资本主义遇到的新问题和新危机，不能视其为资产阶级的“政客”或御用学者。如果说狄骥的理论存在某种局限，也是与时代本身的局限以及研究方法的局限相关联的。
二、狄骥之工团国家与公务理论
狄骥以社会连带主义为基础阐述了其国家理论，在国家的社会群体中，无论简单与复杂、高级与发达均存在一个独特现象，即某些人强加于其他人，有能力并试图使其他人遵从其意志。“弱者服从强者的意志。这种强大力量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是纯粹的身体力量，有时是道德与宗教的力量，有时是精神的力量，有时（经常如此）是经济力量……总之，这种强大力量过去经常是，并且今天更趋向于成为在所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中起巨大作用的力量。”[16]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存在区分的原因在于有些人可能借助于具体强制手段给另一些人下命令，在于某一社会团体垄断了这一具体强制手段，在于强者统治弱者。国家是建立在连带关系基础上的一个社会器官，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国家起源的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起源问题，国家是政治权力社会演变的产物。“国家一词要就指统治者或政治权力，要就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分化，从而存在着有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本身。……国家是刽子手的斧头，宪兵的军刀。如果把刽子手的斧头和宪兵的军刀作为强制权力的象征，那么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17]他还按强力组织形式的不同划分政体：国家最高权力属于一人的是君主制，属于一个集团的是贵族政治，属于多数人的为民主制。但不管是弱者、强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应当服从客观性，都有遵守社会连带关系之义务（包括统治者发号施令也不能违背该规律）。他批判了神权政治学说和民主政治学说，认为“民主政治理念与神权政治理念同样虚幻，人民神权并不比郡王神权有更多的现实依据。”
狄骥认为法存在于国家之外不是国家的产物，法的概念完全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概念，法律规则强加于国家正如它强加于个人的情况一样，国家行动受法律规则限制。[18]作为客观法的法律规则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先于国家存在，它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基础，本身即有强制力，这种强制力来源于公众的集体感觉。因此，客观法高于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国家通过立法职能来表述客观法或法律规则，国家制定的法律要求全体公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遵守。如禁止谋杀、抢劫、纵火等行为规则在其被写入强制法之前就已作为某种权利规则而存在，所有人都意识到该规则具有某种强制性，不是超然的和抽象的，而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理解了此点，也就理解了制定法强迫我们服从的理由。其所以具有强制性，是因为其所阐明的是一种法律规则，而该规则本身就是社会事实的表达。
狄骥认为现代学者把国家目的分为三个方面：（1）维护本身的存在；（2）执行法律；（3）促进文化，即发展公共福利、精神与道德的文明。三个目的的实质在于实现法律的目的-客观法。社会连带关系既是法律规则的基础，也是国家的基础。国家的目标本质上是“法”的目标，国家作用依从于“法”并在“法”的范围内发挥，由此可将国家职能分为立法职能、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在狄骥看来，国家是一种服务性的公共福利机构，工会团体、雇主团体、各种公职人员协会、农业协会、小工商业协会组成的工团国家构成了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家。国家只是同一社会集团中自然分化的产物，有时很简单，有时很复杂，由此产生公共权力，其合法性并不在于它的起源，而在于它依据法律规则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从而近代国家就逐渐成为在统治者领导和监督下共同工作的个人团体，以实现各成员的物质精神需要。国家成为一个劳动集团，不复是一种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握有公共权力的人们只有为确保共同合作才能使该权力合法地运作起来。[19]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不是权利而只是客观的法律地位；资本家和工人按照分工承担不同社会职能，共同履行社会连带关系所产生的义务；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连带关系的义务承担者应组织在工团中。工团主义不是一种布尔什维克运动，而是一种包括所有阶级的远大的和平的社会整体化运动，它可以把各阶级协调整齐地团结在一起。“工团主义把散漫的群众组织起来组成稳定的法律结构，使得政府的权力分散。这使得社会内部的斗争减至最低限度，同时也保护了组成集团的个人以反抗其他阶级的要求，反抗中央权力的恣意专横。”[20]狄骥认为任何国家都由强制力组成，弱者对强者的服从是一种天性，只要证明某个共同体内存在一种强制力，即可说有国家存在。“强弱的存在，便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阶级的所由生；因为强者不惟能支配弱者，并且常欲支配弱者，然狄骥虽以强力说解释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根据，他却并不以为存在于其产生的原因之中；因为强者的支配权力，只是一种事实的权力，只是基于一种自然的现象；任何事实权力，不能构成伦理上或法律上的权利；换句话说，在道理上，无强制他人服从的根据。”[21]
首先，狄骥的国家理论立足于连带主义并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无法解决具有对抗性质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体现了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其国家理论停留在“国家就是权力”论断上，具有超阶级色彩，缺乏科学基础，无法说明国家统治的合理性，国家权力的来源如何、性质如何？谁是权力的主体？权力行使的对象是谁？事实上，“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达到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22] “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新手段”[23]但狄骥没有把国家看作是永恒的东西，而是政治分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所主张的国家也是在“法”的统治之下，在宪政国家与市民社会不断运动和相互渗透的今天，其合理性尤其应当肯定。
其次，狄骥提出的公务概念和理论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对法国行政法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间接影响了世界公法学的发展。公务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在公私法分明的法国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王名扬先生对其公务观念代替主权观念作为行政法的基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行政法学理论上的一大创举”。公务学说适应了当时法国行政活动的范围和形式不断拓宽的特点，行政机关的活动超出了传统意义上行使权力的行为。按原来的公共权力理论，该部分行为无法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而根据狄骥公务学说则可把某些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的具有公权力性质的行为纳入“公务”范围，受公法调整和制约，解决了传统行政法理论框架下无法解决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至今，在法国行政法上还有系统、健全的公务法人制度理论，与狄骥公务学说不无历史渊源。与此同时，狄骥提出一些法学技术事项，如“把法律行为（行政行为）分为规则行为、主观行为、条件行为。把法律地位分为客观地位、主观地位。把行政诉讼分为主观的诉讼和客观的诉讼……甚至不赞成狄骥法学理论的人也不反对他的技术概念。”[24]直到今天其公务理论法国行政法还有相当影响，有了公务概念，很多无法说明和解释的行为和权利或权力都得到比较合理的说明、论证和处理，狄骥作为一代思想大师功不可没。但公务虽为社会生活和民众所需，是国家职能的重要方面，却不应也不能取代国家和主权。主权是国家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对外独立权和对内统治权，无法否认和取消，“国家主权与国家机关的具体权力是两回事，或者说后者是前者派生出来的，它是由法律确认、保障和制约的”[25].
三、狄骥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
狄骥考证了主权理论的历史发展。16世纪布丹把主权界定为君主私有物，是国王手中一种命令权，是与财产同类的权利，区别在于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以至于它绝对不可分割不可转让。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则将布丹的理论扫地出门，“法律在充满疑点的‘社会契约’（contract social）理论中为自己找到了正当性根据”[26]尽管人们对从洛克、马伯利、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到美国宪法文本都抱着绝对尊崇，制宪会议上仍然充斥着君权观念的影响。“人们幸运地发现，只要在词语表达上稍加变通，君主主权论就可以同上述哲学家的思想以及美国宪法的原则相扣合。人们所需要做的只是用国家来取代国王。”[27]国家主权与君主主权在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和不因时效而消灭方面并无区别。狄骥公开反对主权观念，“主权概念无助于保个人免受专制之害”，主权是不存在的，“如果主权从定义上看是只能由他自己决定的一种意志的权利，那末这种意志便不可能受法律规则所限制，因为如果他是受限制的话，他就不能越出这种法律规则的范围，因为法律规则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它就不再是为自己所决定的了，因此它就不再是一种主权意志。”[28]而法作为一种规则，又必然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由此产生了无法说明的矛盾。“国家这种公共权力之所以绝对能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因为这种意志具有高于人民意志的这种概念是想象的，丝毫没有根据，而且这种所谓国家主权既不能以神权来说明，也不能用人民意志来解释，因为前者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后者则是毫无根据、未经证明、也不能成立的假设”[29]狄骥把国家主权与法律对立，认为在主权问题上不能避免矛盾：“或者国家是主权者，因而永远只为它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它不可能服从限制（它）的命令规则；或者是国家服从一种限制（它）的命令规则，因而它不是主权者。”[30]在国际公法领域，狄骥同样是否定和排斥主权概念的，“我们要断然排斥国家的人格和主权的陈腐观念，这种观念可以产生无法解决的问题，产生永无休止而徒劳无益的争论；同时这种观念过去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永远是国内的一种暴虐行动和独裁行动的根源，也是对外侵略和政府政策的根源。”[31]“统治者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个人，同时也是和所有的个人一样服从以社会连带关系和社会际连带关系为基础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规则对个人规定义务，而其行为之所以合法并将强迫他人服从，不是因为这些行为出自一个所谓主权的人格，而是并且只有当这些行为符合于这些必须强迫行为人遵守的法律规则的时候才是如此。”[32]
国家只有为满足公众需要，按照社会连带关系和客观法组织公务的权力。无论是国内和国际，他用公务概念代替主权概念，反对建立在主观权利之上的国家主权和自然权利，一种国际公务已经成立并发生作用，目的是以正义来确保国际和平，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它排斥了主权的概念。“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区分一经确立，公务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一旦人们认识到统治者由于其所享有的权力而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认识到权力的行使必须与义务的履行相辅相成，公务概念的含义就是显而易见的了。”[33]他断言公共服务的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成为公法的基础，认为主权与自然权利的概念已经过时，国家意志不过是“十足的拟制”，存在的只是个人意志进步或个人意志的总和，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以往的观念不再适用。狄骥反对主权的概念固然有其片面性，但他的批判和提法也击中了主权论者在逻辑上论证不严密的要害，有利于主权学说的进步和发展。而且，狄骥在批判过去的主权理论中或多或少看到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如“关于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的强制力……国家主权如无限制，就可以引向国家至上论，为统治者对内实行专制、对外实行侵略掠夺的政策制造理论根据”[34]等，启迪着人们关于主权理论的反思与创新。同时，随着地区性国际组织和全球化的新发展，传统国家主权理论受到一定程度挑战，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影响和渗透正在加剧。如欧盟已经制定了“大欧洲国”的宪法草案[35]，国际主权开始向共同机构转移，至少说明国家主权理论并非无可置疑、无所变化，国际社会出现了国家权能泛化、弱化以及超国家权力（如国际组织）的国际化的现象。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和研究狄骥的主权理论既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因为“在现代西方各派国家学说中，狄骥的国家学说与他的法学一样是独树一帜的，值得人们重视”[36]
四、狄骥关于个人权利的理论
狄骥反对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认为个人的自然权利和国家主权一样不切实际，不能成为法律制度的科学依据。他认为个人权利学说在1789年《人权宣言》中得到精确完整的表述：“所有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并且享有平等的权利。所有政治团体的目标在于保有人类天赋的、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同时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制。”但该理论是建立在先验与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孤立的、生而自由并独立于其他人享有一些由这种独立和自由而生的权利的人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事实上，人是作为集体成员出生；人永远只能在社会上生存，所有关于‘法’的基础的学说的出发点可能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人；但自然存在的人并不是18世纪哲学家所说的孤立和自由的存在；他是社会相互关联、相互联系中的个体。因此，我们所应肯定的，不是所有人生而自由且平等享有权利，我们所应肯定的，是人作为集体成员而生存，由此人应当承担维护和发展集体生活而应尽的义务。”[37]从事实角度讲，从个人主义原则中推导出所有人绝对平等也不符合事实。同时，一种学说从逻辑上推断绝对、精确的人类平等，这本身就不符合现实。个人主义学说无法导出完美的“法”概念，我们可以比较说某个民族的“法”优于另一个民族的“法”，但并不意味着某一种“法”更接近理想的、完美的“法”，而是指在某一阶段某一种“法”较其他“法”更适应该民族的需要和发展趋势。
由于个人是社会的人，根本不可能存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如果有，只能来自于社会，个人不可能依据这种自然权利强迫社会接受其意志。“如果说个人是自由的，而且是以个人自由来限制国家的行动，那就要消除国家的主权。相反，如果坚持丝毫不触动国家主权，那末个人自由就只有消失无踪。”[38]狄骥的关于个人权利的理论立足点是从社会到个人、从客观法到主观权利、从社会规则到个人权利的。[39]社会规则约束着社会的个人，要求个人对其他人负有义务，个人主观权利产生于其社会义务，是义务的产物，是其必须自由充分地履行社会义务的权力。国家可以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有利于所有人的自由。狄骥反对自然权利理论的批评和论述，为人们反思和摆脱传统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提供了启发和素材，有利于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理论的深刻认识和反省。“天赋人权”理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解放思想，反对封建和神权，曾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该理论的自身局限性，甚至严重错误都是客观存在的。狄骥关于国家和否定主权理论的建树给国家使命蒙上社会色彩，抹煞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受到诸多反对和批判，但其对天赋人权论的批判却极为深刻。尤其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面临新的资本主义现实，人们需要更好地反思历史和传统，狄骥的批判对寻找新的理论和武器有积极意义。狄骥认为工业革命的方式使社会连带关系发生很大改变，传统的以机械连带为主的社会已经改变为以有机连带为主的社会，法学上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本位为主的思想已演进为社会本位主义的法律思想。他是在强调所谓的承担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基础上，否定主权和个人权利的。但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即便论及权利也是作为连带义务出现，违背了权利义务关系的最一般原则，不符合人权发展的实际。狄骥虽然部分地找到了“病情”，但最终却开错了“药方”，在“治病”的路上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思想素材和启迪。他以社会连带主义为基础阐述关于法、宪法、公务等理论，对自然法思想进行深入批判，为分析和研究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局限提供了素材和启发，由此使其理论不仅在法理学方面独树一帜，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少独特的宪法学思想。在狄骥社会连带学说提出前，个人主义思潮在法学思想界占据主要位置，法律社会化的思想虽已萌芽，但不足以产生巨大影响，狄骥理论大大促发了法律社会化思潮，传统个人主义的各种法学理论或概念都产生了社会化倾向。特别是权利观念上，当今的法学思想家大都反对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观念，权利不仅处于与义务密切关联的地位，而且权利必须关注社会利益而不得滥用。
狄骥的思想对宪法、行政法、国际法乃至民法都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其所创立的社会宪法学是现代宪法基础理论的重要派别，曾一度在西方流传甚广，统治法国近半个世纪，以他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被称为“波尔多学派”。其突出特点是将宪法放在20世纪初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加以研究，扩大了宪法研究的视野，使宪法学与现实紧密结合，这是宪法学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一种发展和进步。在行政法上，他否认主权国家不负赔偿之说，认为国家对其公务员的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促成国家赔偿制度的诞生。“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经常看到，一个学说影响力大小并不代表它的正确程度。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学说和社会契约学说是一个例证，狄骥的学说也是同样情况。”[40]某种意义上，狄骥思想的深刻影响超过王名扬先生的评价。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宪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正确认识和评价狄骥的宪法思想可从正反两方面得到更多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
[1] 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封页作者简介。
[2] 孔德：《实证主义概论》，转引自 张宏生 古春德 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373页。
[3] 张宏生 古春德 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374页。
[4] 吕世伦 主编 《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82页。
[5] 参见前引：《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第360页。
[6] 前引：《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第361页。
[7] 参见狄骥 著， 王文利 等 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8] 狄骥：《国家、客观法和实在法》（选录），转引自沈宗灵 著 《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9] 狄骥 著， 王文利 等 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10] 邹永贤 俞可平等 著 《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34页。
[11] 狄骥：《宪法论》第二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3页
[12] 参见《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243页。对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界的不同以及规律的不同表现，狄骥观点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
[13] 《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243页。
[14] 王名扬 著 《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770页。
[15] 吕世伦 主编 《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92页。
[16] 狄骥 著，王文利 等 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7] 狄骥：《宪法论》第五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1页。
[18] 参见狄骥：《宪法论》第一卷第一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4页。
[19] 参见狄骥：《宪法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页；
[20] 张宏生 古春德 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410页；
[21] 王世杰 钱端生 著《比较宪法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一版，第62页；
[22] 《列宁选集》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第17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8页。
[24]王名扬 著 《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766页。
[25]李龙 著 《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9页。
[26]狄骥 著，郑戈 冷静 译《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7]狄骥 著，郑戈 冷静 译《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8] 狄骥：《宪法论》第一卷第五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3页。
[29] 前引：《宪法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第607页。
[30] 狄骥：《宪法论》第一卷第五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3页。
[31]前引：《宪法论》第一卷第六章，第639页。
[32]前引：《宪法论》第一卷第六章第639页。
[33] 狄骥 著，郑戈 冷静 译《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34] 邹永贤 俞可平等 著 《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52页。
[35] 参见青年时报2003年6月28日
[36] 前引：《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第252页。
[37] 狄骥 著， 王文利 等 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38] 狄骥：《宪法论》第一卷第五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4页。
[39] 在狄骥地论著里，主观权利是指社会中个人的一种权力。个人有权获得社会对其所追求的结果的认可，条件是其追求目标和行为动机符合客观法。参见前引：《宪法学教程》第3页。
[40] 王名扬 著 《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767页。
广西大学法学院·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