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宪法学思想研究
发布日期：2004-09-07 文章来源： 互联网
「摘要」梁启超是一位法学家，更是一位宪法学家。他对宪法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宪法的三大精神的把握、对国会制度、选举制度等的研究至为透彻精辟。他深悟宪法的精髓，倡导立宪政治，主张国体与政体无关，注重成文宪法、宪法观念与宪政现实之间的互动，并以其独到的见解指导着他的研究和宣传。他一生致力于追求宪政，对中国的宪政之路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设计。梁启超的宪法学思想及其方法，仍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之处。当然，他也不免会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梁启超，宪法学，宪政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1873－1929）是一位高产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均有颇深的造诣。仅就法学而言，他在宪法学、国际法学、法理学、法史学等方面也是著述颇丰。本文仅就其在宪法学方面的贡献作一定的研究。一方面展现梁启超在宪法学方面的大师风采，一方面学习借鉴其宪法学研究的方法并注意防止其曾经有过的局限。
一、梁启超在中国宪法学史上的地位
有学者曾将梁启超定位于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①]我们认为这种定位是妥当的。而“懂不懂宪法学，是不是致力追求宪政，是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近代法学家’的关键，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学与中国近代法学的根本分界所在。”[②]梁启超在中国宪法学史上具有开创者的地位，他是一位宪法学大家。
“宪法学家”是一个我们现代才出现的名词，梁启超其时并未出现。一个人能否成为宪法学家，我们认为，其判断标准有三：第一，熟悉宪法的制度和理论；第二，能运用宪法学的工具较系统地研究宪法学的问题；第三，有自己明确而精湛的宪法学思想指导其宪法学研究。符合第一、二两个标准，只能算得上一个宪法专家。有一定的宪法学思想，但又未达到精湛的程度，可能仅能算得上一个宪法学者。只有符合三个标准，才够得上宪法学家的称号。
梁启超对西方宪法的制度和理论的熟识勿庸置疑。他不仅译介了西方法学大家的宪法学说（如《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法制度，而且还曾游历日本、欧洲等地，对西方的宪政实践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全面系统地介绍并研究了宪法的国体、政体、国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自治制度等，对宪法、制宪权、宪法观念、权利、自由等问题均有很深刻的把握。其研究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现在，某些方面也是无所匹敌的。梁启超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立宪政治，他不仅深悟权力分立的学说，还能深刻把握宪法的精髓和宪法的精神（后述）。而且还有现代宪法学所着重关注的多数与少数的观念。这里仅就这最后一点略作说明。梁启超在1910年主张两院制国会时，其理由之一就是按照比例选举一院，各省出相同数目的代表组成另一院，这样就不至于因为仅照顾到了大省的利益而牺牲小省的利益。“两者相济，而适得其平。”[③]再如，在大选举区与小选举区制度得失的比较上，梁启超认为，“小选举区只能代表多数党，而大选举区可以兼代少数党。”“如此，与国会代表人民之本旨，最为相近，此又大选举区之优点也。”[④]虽然实行多数政治，但也要保护少数。这种对多数与少数关系的认识还是十分先进的。
二、梁启超主要的宪法学思想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称的“宪法学思想”与上文宪法学家的第三个标准中所指的宪法学思想略有不同。这里主要是指梁启超对宪法学的研究及其思想。
（一）论宪法和制宪权
宪法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梁启超认为，“宪法者，英语为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⑤] “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大法也。”[⑥]又言，“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⑦]“宪法之职任，在予政治以永久可循之常轨。”[⑧]
梁启超认为，各立宪政体国家宪法虽有差异，但大体均有政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国会的权力及选举议员的权利、君主及大统领之制与其权力、法律命令及预算、臣民的权利义务、政府大臣的责任等内容。[⑨]宪法有成典宪法与不典宪法之分。成典宪法、不典宪法“旧称成文宪法、不文宪法，用语不惬。如彼英国之宪法固有文字非恃口碑也”。成典宪法之中，有硬性宪法，有软性宪法。[⑩]梁氏认为，“立宪政治之信条”，其一由于宪法；其二由于政治上之习惯而生。“宪法则有形之信条也。政治上习惯，则无形之信条也。是故凡立宪国民之活动于政界也，其第一义，须确认宪法，共信宪法为神圣不可侵犯。虽君主犹不敢为违宪之举动。国中无论何人，其有违宪者，尽人得而诛之也。其第二义，则或宪法未尝有明文规定者，或虽有规定，而中含疑义，可容解释之余地者，或虽无疑义，而当其行使此权利，有可容伸缩之余地者，凡此则皆由政治上之习惯，积累而酝酿之。酝酿既熟，则亦深入人心而莫之敢犯。”宪法与政治上之习惯，“两者之效力相等。而无形者之宰制人心，时或视有形者更为甚。以立宪政治之信条论之，则宪法与政治习惯，迭相生而迭相成。两者和合，自产出种种条件，而画然以示异于非立宪之政。”[11]按照现在的理解，梁氏所谓政治上之习惯大致相当于宪法惯例。梁氏对宪法惯例的适用情形、效力、以及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可谓十分精辟而独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行文之中对违宪与违法还作出了区分。例如，梁氏认为，立宪国政治上的诏旨所易引起的责任有三种：第一，违宪责任；第二，违法责任；第三，失政责任。[12]违宪与违法的不同是因宪法与法律的地位不同而引起的。当然，梁氏并未就此展开论述。
制宪权归属于谁，这是宪法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梁启超的认识也是十分深刻。梁氏认为，“就法理上论，主权在国民全体，明载于临时约法（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者注），（国民-引者注）自动制宪，即此主权作用之发动，最为合理。”为防止政府与国会勾结盗取民意，败坏国事，祸害国民，必须求诸宪法。“宪法如何而始能予我以此凭藉？舍国民自动制宪外，其道末由。”所谓国民制宪，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有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国民制宪为国民自卫的第一义。[13]
制宪权为何不可畀诸国会？梁启超认为，“盖宪法者，所以规定国家各机关之权限，其不容由一机关专擅制定，理本甚明。”先有宪法，然后有选举法，然后才有国会。而且，“制宪权本非国会所宜有。”他认为，临时约法以此权委诸国会，实为宪法难产的一最大根源。“临时约法所以将此权畀诸国会者，实缘受‘国会万能’之旧观念所束缚。”[14]
关于国民制宪，有人主张召集国民大会。梁启超认为其意甚美，但国民大会主要事业应为制宪，且应由国民动议或国民投票两种形式组织。[15]并认为若议员成为其成员，则应“以国民会议议员之资格制宪法，非以国会议员之资格制宪法”。[16]在修改宪法之时，应由“国民特会”这一超乎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上而总揽主权的最高机关。当然，“国民特会”只是行使主权的行使者而已，国民全体为主权的所有者。[17]
（二）论宪法的精神
梁启超认为，宪法有三大精神。他对此的理解可谓深悟宪法的精髓。
1.国权与民权调和
梁启超认为，一个完全至善的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困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18]国权与民权的消长，反映于政治现象上即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的辩争。虽然说，国权与民权不可有所偏畸，但各国制宪者自当审视其国情，“或因本能之所长而发挥之，或因积习之所倚而矫正之，要不外以损益之宜，寓调和之意。”[19]中国应如何损益调和呢？特重民权主义者认为，我国数千年困于专制，“非采广漠之民权主义，无以新天下之气。”特重国权主义者认为，我国虽号称专制，但实际上以放任为政。现今应以广漠的权限委诸国家机关，整齐严肃国务，锻炼国民，以求竞胜于外。梁启超则认为，极端的民权说和极端的国权说皆不可取。当日中国“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此宪法所宜采之精神一也。”[20]当然，梁启超的这种认识与其对放任与干涉的认识是相关的（待后文述之）。
2.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
梁启超认为，孟德斯鸠倡导三权分立，国会的立法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各安其分，互不侵越。然而，征诸各国经验，孟氏之说难以成立。国会行使的不仅是立法权，而立法权又未能专属于国会。国家分设国会与政府，本欲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如果“行政部中人全由立法部之多数党出，国会与政府纯为一气。国会所谓监督者，尽成虚语。苟政党之道德不完，则陷于一党专制之弊。”如果“政府对于国会，缘畏惮而生佞媚，缘娼嫉而思操纵，全用笼络离间之术，使议员各自暌涣以入吾彀，而国会亦终成为政府利用之具。”“各国所以调和此两权之法，大率各因国情积经验以成良习。”“国家之所以设国会，实欲假途于此以求得一理想的政府而已。所谓理想的政府，其条件有二，一曰善良，二曰强固。何谓善良，常兢兢焉思所以龚行国家之天职，斯善良矣。何谓强固，其力实足以龚行国家之天职而无所挠败，斯强固矣。”[21]梁氏认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2]“政府譬则发动机。国会譬则制动机。有发而无制，固不可也。缘制而不能发，尤不可也。调和之妙，存乎其人矣。”[23]
3.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是中国宪法、中国宪法学的一大难点。梁启超认为，中国宪政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程度。“无论何国之政治，断未有能为绝对的集权者，亦断未有能绝对的分权者。然程度之或毗于此，或畸于彼，则缘国情而各有所宜。”[24]梁氏认为，“畸于分权者，宜以勿妨害国家之统一为界；畸于集权者，宜以勿牺牲局部之利益为界。为不越此界者，则其政皆可云善良。而在幅员狭、交通便之国，则以稍畸于集权为宜；在幅员大、交通艰之国，则以稍畸于分权为适。此其大较也。”[25]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调和，梁氏认为，中国因为历史上的关系和地理上的关系而不得不暂畸于分权。从自然界的现象来说，中国“地理辽远，鞭长莫及，虽欲集权于中而有所不能，斯固然矣。”而从政治现象来说，“我国而欲行畸于集权之政，匪惟有所不能，抑亦有所不可。”“我以四千余万方里之地，能宰制于一中央政府之下，诚足以自豪，然政治之驰而不张、疏而不备，国民特长之不能发挥，幸福之不能增进，弊亦未始不坐是。”立法权、行政权均不可尽集中于中央。等到交通之便大开，方能由分权以趋归于集权。[26]梁氏指出，“中央议会与地方议会权限之大小，当视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权限之大小为比例是也。”[27] 即所谓“监督机关权限之大小应与执行机关权力之大小成比例。”“其在行集权制之国，则监督权亦集于中央而已足；其在行分权制之国，则监督权亦不可不分于地方。” 其时，梁氏主张的纲要是：“各省置总督或巡抚为行政机关，于国法所委任置范围内有处理一省政务之全权，惟对于省议会而负责任。各省置议会为立法及监督机关，于不背触国法之范围内得决议其一省适用之法律，且对于督抚而有上奏弹劾权。”[28]
（三）论国体与政体
梁启超认为，“国体之区别，以最高机关所在为标准，前人大率分为君主国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之三种。”贵族国体殆已绝迹。君主国以最高之权归诸君主。民主国体其最高机关为有选举权之国民。寻常而言，“以其元首之称为皇帝而由世袭者，则命之曰君主国，其元首称为大统领而由选举者，则命之曰民主国。”[29]“政体之区别，以直接机关[30]之单复为标准。其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限制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相互制限者，谓之立宪政体。”“立宪与专制之异，不在乎国体为君主民主，而在乎国权行使之有无限制。”[31]
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梁启超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但使政体真能立宪，则国体为君主为共和，原无所不可。”[32]他主张，“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其理由在于，“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不当问是因为，“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家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础。”不能问是因为，国体的变迁“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乎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梁启超还为其前后不同的国体主张进行辩护，认为，“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凡谋变更国体者则谓之革命-引者注），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中国正当元气凋敝之时，自应竭力栽之，而不可浪费人才日力于无用之地。[33]
既然如此，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梁启超的立宪政治思想。所谓立宪，就是指“以宪法规定国家之组织，及各机关之权限，与夫人民之权利义务，而全国上下共守之以为治者也。”有人民所选举的国会与政府对立，是各立宪国的共同点。[34]所谓立宪政治，即（1）多数政治。共和立宪国之政体在于多数的人民及其代表。[35]（2）限权政治。立宪政治区别于非立宪政治之处在于君权有限制[36]或政府对国会负责[37].“立宪政治，一言蔽之，则权力有限而已。”[[38]]（3）国民政治。“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欲国民政治之现于实，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坠，善运用之而日向荣，则其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39]“欲宪政之成立，必须令国民中坚之一阶级，知政治之利害切己而思参预之，然后其精神有以维持于不敝。”[40] 立宪政治，为国民参政之历史。政治公开原则与之相辅，实为改良政治之不二法门。[41]（4）舆论政治。“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机关、国会等所讨论的问题均为舆论的返照。一切官吏均不得与舆论相抗。立宪政体特别需要健全的舆论。[42]
（四）论国会制度和选举制度
在梁启超的眼中，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就在于国会的有无。首先，国会的性质。就法律而言，国会为制限机关，与主动机关相对。“凡立宪之国家，必有两直接独立之机关相对峙。而此两机关者，其中必有一焉，能以自力发动国权，对于人民而使生拘束力。若此者谓之主动机关。又必有一焉，不能以自己之意思，直接以生拘束国民之力。顾能以其力制限主动机关之发动国权，非得其同意，则不能有效，若此者谓之制限机关。”就政治上而言，国会代表着全国人民各方面的势力。[43]其次，国会的组织。这主要就是二院制与一院制。梁氏认为，代议制度的精神，“其一则在以国民全体之意思，为国家之意思也；其二则在使之能以适当之方法，发表其意思也。为达第一目的，则不可不使社会各方面，皆有代表人。为达第二目的，尤不可不设适当之机关，以调和代表人之意思。”[44]二院制与一院制相比，二院制能调和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如德美的上院代表联邦主义，下院代表国民主义）；可以避免国会的专横；可以防止国会轻躁的行动；可以调和国会与其他机关之间的抵触；可以使优秀的少数人在政治上得以发挥其才能。但是二院制也有其缺点，议事迟缓，增加经费开支，有少数压制多数的可能，缺乏统一等。[45]梁氏还对英法德普意美日七国的左院（即上院）的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归纳出左院的一般原理（左院所代表的势力、左院议员选定的方法、任期、人数等）。[46]梁氏还广搜诸家学说，比较各国法制，对右院（即下院）进行了研究。右院用以平等代表全体国民，由人民选举产生（后文详细论述）。最后，国会的职权。资政院为上下议院的雏形。梁氏认为，其职权以监督行政为重，以参与立法为次。[47]国会的权限，各国虽有不同，但有三项权能不可或缺。“一曰议决法律，二曰监理财政，三曰纠责政府。但使国家能有良好之国会，而国会能公平以行此三项权能，则立宪之实可举，而共和之基可固矣。”[48]梁氏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对国会的立法权（参与改正宪法、参与普通立法）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比较研究。[[49]]梁氏还对国会中的预算制度、会计制度等一系列的重要制度进行了阐述。[50]
梁启超对选举区及选举制度的研究至为精辟，多为后世仿效。1、选举权。即人民选举议员之权。依选举权的广狭，可分为普通选举与制限选举两种。前者是指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后者是指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符合的或达不到该条件的才有选举权。但普通选举也只是相对而言，各国都有性别、年龄、国籍等条件的限制。普通选举实为普通制限选举。制限选举实际上是特别制限选举。普通制限有国籍、性别、年龄、住所等。特别制限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制限两种。前者是指以法律规定若干条件，凡不在其列的，均有选举权。有公权行使制限（如剥夺公权）、财产变动制限（如破产）、阶级制限（如日本的华族户主）、职业制限（如军人）。后者是指以法律规定若干条件，符合此条件的乃得有选举权。有财产制限、教育程度制限等。在普通选举中，还有平等选举与等级选举的差别。平等选举，即一人一权，举国皆然。等级选举，即某种类的人有优异权，不与一般人相同。实现等级选举的方法是复数投票制度和分级投票制度。2、被选举权。各国对被选举权的限制都比选举权要宽。其中最主要的限制有：财产限制、年龄限制、住所限制、职业限制等。3、选举方法。（1）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这两者各有利害得失。直接选举能够将多数人民的意思直接反映到国会，直接选举能增加选举人的投票积极性，程序简单，有利于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间接选举有利于鉴别被选举人，组成良好的国会；第二级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更便利，容易为大家所知晓；第二级选举人为名誉职，能使其产生自重心，从而慎重行事。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需要结合国情加以选择。（2）选举区。其中有无选举区制与有选举区制。从学理上讲，必以无选举区制为正鹄。议员为全国国民的代表。若分选区，容易使人误解其为本区的代表。而且划分选区，人口比例也难以一致。但是无选举区，若要补选议员，则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进行。这种制度仅可在极小的国家实行。在有选举区制中，又分为小选举区制（一区一人）和大选举区制（一区多人）两种。这两者也是各有得失。后者议员分配较易公平，而且因为地方大，作弊的可能性就较小，人才也容易得到。另外，它不仅可以代表多数党，还可以代表少数党。但是这种大选举区制投票调查的程序太繁杂，容易引起争议混乱。一旦议员出缺，必须合全区之力来补选，其经费开支也大于小选举区。（3）中选的计算法。这可以分为两大主义。其一为代表多数主义，得票为多数者当选；其二为代表少数主义，虽然在整个选举票中得票较少，但也可以选举出代表人。无论多数压制少数，还是少数压制多数，均为不妥，这都将使一部分人怠视公务，而减杀其爱国的热诚。故而中选的计算方法要设计精良，以匡其弊。代表多数制度的有两种方法，即过半数法和比较多数法。代表少数制度的有四种方法，即有限投票制、聚合投票制、单记商数投票制和连记商数投票制。（4）选举程序。共分为选举人名簿、投票（有连记投票与单记投票之别，又有记名投票与匿名投票之分）、选举机关、选举权利的保障（开票公开、处分不法行为、选举诉讼和中选诉讼）四个部分。4、强制选举。选举有自由选举与强制选举之分。自由选举为多数国家所采用，但弃权的人数较多。近世立法家试图补救，强制选举的学说于是盛起。这关系到的法理就是，选举的性质是权利，还是义务？权利说认为，选举权是天赋人权的一种，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去参加选举。义务说认为，选举不是为个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国家利益而进行。不经过这种程序，国家机关无以成立。国家将此公职务课诸人民，与纳税、服兵役没有差别。梁启超认为，凡政治上的权利，也都是政治上的义务。选举既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的义务。当然，中国立宪思想尚未普及，还不可以骤行此事。[51]
（五）论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宪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梁启超认为，立宪国的政党政治中，其党人并不一定都会秉公心禀公德，并不一定都会为私名私利，但政党之治，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党必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于是抨击其政策得失。若该党一日在朝，又必为其他党所抨击。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除公害增公益，有利于民智的发达。相兢相轧，相增相长。[52]
但是要实行政党政治，该政党应为真政党而非伪政党或朋党。梁氏认为，真政党的标准有六点：1、凡政党必须有公共的目的。即应该为国为民。若为私利，纵然成立也终将分散。2、凡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要力争为国家谋进步为国民造幸福。3、凡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其精神应与军队相同，而不可如一团散沙。4、凡政党必须有公正的手段。手段公正，其主义才能表白于天下。5、凡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6、凡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对于其他政党、本党党员应持之以宽容的态度，以求国民的同情、政治的进步。[53]政党自身宜采取强立鲜明的态度，对于政府宜采取强硬监督的态度，对于主义相近的政党宜采取融合的态度，对于主义相远的政党宜采取协商的态度（先国后党）。[54]一言以蔽之，“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广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55]要成立政党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一，立宪政体；其二，国中有多数人具备政治上的智识；其三，多数人欲达一公共目的，而又自感力量不足；其四，要有领袖一党的人物。这也是当时中国政党难以成立的原因。[56]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能确立与否，健全之政党能发生与否，实国家存亡绝续之所攸决也。”英国是一个完全的政党内阁制的国家。非国会议员不能为内阁成员；内阁必由国会下院多数党的领袖来组织；内阁在下院失去多数，得解散下院，但是再选举仍然未占多数，即须辞职。如果一国之中没有绝对大的政党，不能以一党独占下院的过半多数，而需两党以上联合方可占下院多数，则称之为准政党内阁。政党内阁为民权的极轨，内阁之权受诸国会，国会之权受诸人民。内阁之权则始终存于多数国民之手。内阁成员也不敢滥行秕政，而使其党使其自身失信于国中。政党内阁制是对于强有力政府所可能产生祸害的一种限制。[57]
（六）论自由、权利和自治
自由是什么？梁启超认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但自由“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梁氏所认为的真自由是指“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换言之，人生于团体之中，必有所限制。“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58]梁氏所非的自由是“以逸游淫荡抉去礼防为自由”，那是伪自由。其所爱的自由是“法律内享有自由”，如财产自由、言论集会自由、通信行旅自由、住居自由、生命自由、良心自由等。伪自由固然可恨，但国中老辈也不可妄肆诋毁，这样会为枭雄之辈利用摧锄民气。国中少年应知自由平等的功用，大都应当求诸政治，
政治以外之事，不能动辄拿自由作为自己的护身符。[59]“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而勿为古人、世俗、境遇、情遇的奴隶。[60]“真爱自由者，未有不真能服从者也。”不可服从强权但不可不服从公理，不可服从私人的命令但不可不服从公定的法律，不可服从少数人的专制但不可不服从多数人的决议。[61]
权利从何而来？梁启超认为，“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62]“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非谓政府畀民以权也。”“政府若能畀民权，亦能夺民权。”[63]梁氏又言，“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古希腊有供养正义之神者。其造像也，左手握衡，右手提剑。衡于所以权权利之轻重，剑所以护权利之实行。有剑无衡，是豺狼也。有衡无剑，则权利者亦空言而卒归于无效。”“权利之诞生，与人类之诞生略同。分娩拆副之苦痛，势所不免。惟其得之也艰，故其护之也力。”中国古代，杨朱曾言：“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梁氏认为，人人不损一毫，或许也是权利的保障，但是杨朱并未理解权利的真相。梁氏认为，“彼知权利当保守而勿失，而不知权利以进取而始生。”[64]梁启超倡导积极争取权利，为权利而斗争。他认为，宪法与民权不可分离。“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65]在具体的权利方面，梁启超十分注重选举权、参政权以及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只有国民积极行使选举权、参政权，才能得到一个完善的意思机关，国家的目的才能实现。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根据言论出版自由等以监督政府，是报馆的天职。“一国之业报馆者，苟认定此天职而实践之，则良政治必于是出焉。”[66]
梁启超十分注重自治。自治是民权的保障。“抑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67]“自治之德不备，而徒漫言自由，是将欲急之，反以缓之；将欲利之，反以害之也。”[68]自治是立宪国的基础。若是没有地方自治的能力，也没有建设国家的能力。[[69]]立宪国政治的特色，“在中央则为国会，在地方则为自治”。[[70]]地方自治实为国民参政最好的练习场，是宪政基础的第一级。地方的公共事业，性质虽与国务大致相同，但规模远小于国务。故而轻而易举。而且与各人十分密切，事事目睹亲历。其中的祸害关系，当场立见。“故人民之办自治者，一面以轻而易举故，不必奇才异能，已可胜任愉快；一面以利害密切故，易刺激其公共心而唤起其兴味。”[71]“吾民将来能享民权自由平等之福与否，能行立宪议会分治之制与否，一视其自治力之大小强弱定不定为差。”[72]自治与官治相对，必须不假官力，而纯由人民自动。国家颁行自治制度，不过是代为拟定一个妥善的办事章程，教以欲办之事。其他应全由人民自行斟酌，务求调和于公益与私益之间。这些均非可由政府代而谋之。[73]另外，自治与法律不可分。人人遵守法律，而该法律是发自人人心中良知、适于人道，则“保我自由而亦不侵人自由。故不待劝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于规矩绳墨之间。若是者谓之自治。”虽然自治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其精神一也。一者何？一于法律而已。”“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英国人口不过中国十五分之一，而尊于五洲，何也？皆由其自治之力强，法律之观念重耳。”[74]
（七）对中国宪政之路的思考
宪政，是梁启超一生的追求。梁启超在政治、法律方面的著述多与此相关。梁氏对中国宪政究竟如何走下去有着许多自己的思考和设计。如《开明专制论》、《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将来百论》等。这些多为某一时段的主张，当然也不乏宪政一般原理的阐述。梁氏先是主张开明专制，后是主张君主立宪，最后又在捍卫共和立宪。虽然主张不同，但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一贯的，即逐步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如何实现立宪政治，本文重点介绍其《新民说》。不仅因为该文的思想于当今之世仍有着一定现实的借鉴意义，还因为该文的思想贯穿着梁氏后半生的奋斗历程。
梁启超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西哲常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新民，从何而新？换言之，梁启超所认为的立宪国家的国民应具备哪些素质呢？第一，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不可或缺。英国宪法以侵犯君主为大逆不道，法国宪法以谋立君主为大逆不道，美国宪法以妄立贵爵名号为大逆不道。其道德外形虽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即一群的公益而已，以“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为归宿。第二，国家思想。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第三，进取冒险的精神。人有之则生，无之则亡。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欧洲民族强于中国，原因虽多，但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第四，权利思想。权利思想的丰富，权利感情的敏锐，是英人所以立国的重要原因。国家如树，权利思想如根。“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民有权，国才有权。要使我国的国权与他国的国权平等，必先使我国人人固有之权平等，必先使我国国民享有他国国民在其本国所享有的权利。第五，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是十八九世纪中欧美诸国所以立国的本源。相应地，其历史有争政治自由的时代，争宗教自由的时代，争民族自由的时代，争生计自由（经济自由）的时代。数百年来的世界大事均以自由为其原动力。第六，自治。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其实最庞大最壮活的民族，多半是因为其为世界上最富于自治的民族。求一身之自治，合一小群而自治，合一大群而自治，则一个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国家就产生了。第七，自尊。欲求国家的自尊，必先从国民人人自尊开始。第八，合群。不合群，必被淘汰。要想合群，不可缺乏公共观念，不可不遵守公共的法律规则。第九，毅力。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一国的进步往往要数十百年才能达到，缺乏毅力自然不可。第十，义务思想。中国人义务思想发达，但是却是不完全的义务思想。有无权利的义务，无有权利的义务；有私人对私人的义务，无私人对团体的义务。第十一，尚武。“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第十二，私德。无私德即无以养成公德。要养成正本、慎独、谨小的私德。第十三，政治能力。今后的中国，不以无政治思想为患，而以无政治能力为患。数千年来，国民久困于专制政体之下，政治能力不能发挥。但在专制政体不能及之时（如鼎革之交），国民不克自发挥其政治能力，实为可痛。中国群治不进，民主法治难成，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民没有政治能力。国民如有能力，国家必有能力。要从分工与互相协助两个方面来促成国民政治能力的养成。[75]
三、梁启超宪法学思想的启示与局限
梁启超的宪法学思想可谓博大，对几乎所有的宪法学基本问题都有所涉猎，某些方面的研究也是十分的精湛，有的甚至是时下的中国宪法学也难望其项背。梁启超的宪法学思想有很多值得今人学习借鉴的地方。当然，囿于时代的局限和需要，其思想也难免有着一定的局限。
（一）启示
1.研究中，比较优劣，持论中平
宪法学研究最易受国家时政的影响和限制。梁启超在研究中，将各种制度的优劣得失，一一阐明，持论中平，让读者能有一个清晰全面而近乎客观的认识。这一点在其《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表现得至为明显。当时，梁氏主张二院制，但他首先是将二院制与一院制作比较，不仅列出二院制的优点，也列出了二院制的缺陷。主张间接选举，也是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优点与缺点一一列明。然后再阐述其主张的理由。在他的眼中，天下的制度有优点，也必有缺点与之相随。他曾批评道：“若日本者，欧美人所指为半专制的立宪国也。宪政精神之不完，宪政程度之劣下，至日本而极矣。”“今我政府乃至曲学阿世之新进，动辄以效法日本宪政为词，此其适应于我国国情与否且勿论，然既曰效日本矣，则亦当知日本之制度，固自有其相维于不敝者，若徒取其便于己者而效之，其不便者则隐而不言，是又得为效日本矣乎？”[76]
2.研究恒与中国国情相联系
梁启超其时正值中国转型之时，他的研究充满了对中国自身宪政的关注。“天下无论何种制度，皆不能有绝对之美，惟当以所施之国适与不适为衡。离国情以泛论立法政策，总无当也。”[77]他虽知共和国体“最神圣最高尚”[78]，但又谓“吾辈论事，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79]于是他针对1905年中国的情况，提出开明专制的主张。“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他指出，其时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要求而勿以暴动），也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君主立宪，固吾党所标政纲，蕲必得之而后已者也。”[80]在作国会制度研究时，其指导思想也是十分明确：“一曰各国国会共同之要素，宜如何吸收之；二曰我国国会应有之特色，宜如何发挥之也。”[81]
3.注重成文宪法、宪法观念与宪政现实的互动
梁启超对成文宪法、宪法观念以及宪政现实的区分并注重它们之间的互动，殊是难得。梁氏曾言，“抄译一二国成文宪法而布之也，则一二小时可了耳。何难之与有？且就令能制定极完美而适于我国之宪法，未及其时，而贸贸然布之，顾以种种障碍，一切不能实行，而徒使天下失望，则虽谓为立宪主义之罪人可也。”[82]梁氏关于国会制度的陈说，只是立法论而已。梁氏认为，“即见采择，而所期之效，仍视乎人民之所以运用之者何如。盖政治者，活力也，实权之消长，恒视实力以盾乎其后。我国民如欲得正当之实权，亦惟养正当之实力而已矣。”[83]宪法各国未尝没有宪法，宪法的内容与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相比也不见得必有所大劣，而其政治现象迥异，实是因为政治为一种活现实，而法典不过一种死条文，运用死条文演成活事实，得失之林，存乎其人。[84]“是故离事势而言法律，迂腐之谈也。恃法律以拘制事势，尤妄人之见也。”[85]梁氏主张国民动议制宪，“趁此机缘，借一实事：将宪法观念-共和真理灌输于多数国民也。”梁氏认为，制宪至少要三个条件：第一，使国中较多数人确实感觉有制定宪法的必要；第二，使国中较多数人了解宪法中所含的意义及其效用；第三，使国中较多数人与制宪之事有联系。这样，“国民乃始知爱慕宪法珍护宪法，然后乃得自拔于孤孽赘疣之境遇，而发扬其威灵以加被国民。”约法何以虽有犹无？政府、国人、乃至高谈护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尝有约法存也”。“国人自始未尝认约法为必需品如饥渴之于食饮也。约法中所含意义，国民未或理解焉。其视约法与己身之利害关系，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86]
（二）局限
1.理论渊源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自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至中国，天演学说对国人影响很大。天演论本是关于自然界进化的一种理论，但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论。如果简单地将自然选择的理论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那就是一种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梁启超的早期论著之中常常见其运用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论证其观点主张。例如，他认为强权与自由权为同一物，其理由是，理想家所谓天生人而畀以自由平等的权利，其实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则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87]他还用优胜劣败之理来证明新民的结果。他还认为，新法律与旧法律相嬗，动力与反动力相搏，而竞争激烈，“此实生物天演之公例也。当此时也，新权利新法律之能成就与否，全视乎抗战者之力之强弱以为断，而道理之优劣不与焉。”他还运用天演论来解释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夫不正之权利义务而不可以久者何也？物竞天择之公理，不许尔尔也。权利何自起？起于胜而被择。胜自何起？起于竞而获优。优者何？亦其所尽义务之分量，有以轶于常人耳。”天演不可久抗。[88]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讨论国会政治上的性质时又一次运用该理论来阐述。[89]此后鲜用此论。
2.有一定国家主义的倾向
国家主义在二十世纪前后甚嚣尘上。梁启超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他认为，“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此说果为中庸之真理与否，虽未敢知，而现今时代思潮，实畸于此。虽有大力，莫之能外也。”[90]他对个人思想、部落思想、现在思想的批判，也应该是受到了国家主义的影响。[91]个人思想虽有其缺陷，但还不可以一概否定。他认为，“今世之识者，以为欲保护一国中人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护一国之自由。苟国家之自由失，则国民之自由亦无所附。”[92]他还认为，干涉与放任，是古今两大治术，无所谓优劣，各随其地各随其时。用乎其时其地则为优。“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之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中国当十分之七用干涉主义，十分之三用放任主义。[93]应该说，梁氏有国家主义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其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富强独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是历史给思想家所带来的局限。
梁氏还时而将富强作宪政的一大目标，[94]使其立宪主义带有了一定的工具论的色彩。工具主义的宪法观，难以把握宪法的真正意义，一般也会对宪法保障人权的这一核心价值关注不够。当然，这也不是梁氏一人所具有的局限，而是时代的一种必然。[95]在方法论上，梁氏偶尔还有机械主义的缺陷，例如他认为，“国权者，一私人之权利所团成也。”[96]
应该说，梁氏的局限主要是其所处的时代造成的。时代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时代也需要他展开广泛的宪政宣传与教育，而不能在过多的问题上作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宪法学家不一定要将所有的宪法问题研究得至为透彻，不一定要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宪法学专著。无深邃的思想，多又何用！梁启超开创了一个宪法学的时代，引导了中国此后的宪法学研究。梁启超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宪法学家。
梁启超有诗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今日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恐怕还要想一想这位饮冰室主人吧。
参考文献：
[①]参见范忠信著：《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范忠信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3－6页。
[②]范忠信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5页。
[③]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④]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⑤]梁启超著：《各国宪法异同论》，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梁启超著：《国民自卫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页。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注的页码是饮冰室文集或者饮冰室专集某一集的页码，而非整个一本书的页码。下同。
[⑦] 梁启超著：《立宪法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页。
[⑧]梁启超著：《盾鼻集附录·与某报馆记者谈话二》，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140页。
[⑨]梁启超著：《各国宪法异同论》，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⑩]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11]梁启超著：《政党与政治上之信条》，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51－52页。这里摘录几条信条：凡加束缚于人民公私权者、或新课人民以负担者，皆须以法律定之；凡法律必须提出于议会，经多数可决而始成立，否则不能施行；凡命令不能侵法律范围，不能以命令变更法律；凡预算非经议会可决，不能施行，预算外不能擅行支销，预算各项不得挪用；凡议会必须每年召集；凡议会闭会中，政府虽得发紧急敕令以代法律，虽得为预算外之紧急支出，然必须于次会期提出于议会，求事后承诺，不承诺则将前案撤销等。
[12]梁启超著：《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60页。
[13]梁启超著：《国民自卫之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30、28页。
[14]参见梁启超著：《国民自卫之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29、31页。
[15]参见梁启超著：《国民自卫之第一义》，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31页。
[16]梁启超著：《盾鼻集附录。与某报馆记者谈话二》，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140页。
[17]参见梁启超著：《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62－63页。
[18]梁启超著：《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第1页。
[19]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20]参见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349页。
[21]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355页。
[22]梁启超著：《论立法权》，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3]梁启超著：《宪法之三大精神》，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24]梁启超著：《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36页。
[25]梁启超著：《论中央地方之权限及省议会之必要与其性质》，载于梁启超著：《饮冰室法制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原版为上海广智书局1911年版），第107页。这本书几经找寻而不得，所幸者，范忠信先生由武汉将此书特地捎至北京，使本部分得以完整。在此谨向范先生表示谢忱。
[26]梁启超著：《论中央地方之权限及省议会之必要与其性质》，载于梁启超著：《饮冰室法制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第109－113页。
[27]梁启超著：《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36页。
[28]梁启超著：《论中央地方之权限及省议会之必要与其性质》，载于梁启超著：《饮冰室法制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第109、100页。
[29]梁启超著：《宪政浅说》，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37页。
[30]梁氏将国家机关分为直接机关与间接机关两种。所谓直接机关，就是指该机关之人并非受其他机关委任，而由于一定法律事实的发生或者法定程序，直接依据宪法规定自然获得其地位，如君主、大统领、国会等。参见梁启超著：《宪政浅说》，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35－36页。
[31]梁启超著：《宪政浅说》，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38页。
[32]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3页。
[33] 梁启超著：《盾鼻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第85、86、88、97页。
[34]参见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4页。
[35]参见梁启超著：《多数政治之试验》，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四十》，第34页。
[36]参见梁启超著：《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62页。
[37]参见梁启超著：《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62页。
[[38]]梁启超著：《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71页。
[39]梁启超著：《政闻社宣言书》，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第23页。
[40]梁启超著：《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22页。梁启超认为，中国以农民为国民中坚，故开发农民的政治思想，实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41]参见梁启超著：《初归国演说辞·莅共和党欢迎会演说辞》，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10页。
[42]参见梁启超著：《国风报叙例》，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9页。梁启超认为，健全的舆论要具备“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和“八德”（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参见该文第19－23页。
[43]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1页。
[44]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45]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6页。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名噪一时，对此的论述也仅与梁氏在几十年前的论述大致相当。参见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204页。
[46]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208页。
[47]参见梁启超著：《论资政院之天职》，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57页。
[48]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4页。
[[49]]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320页。
[50]例如，梁启超著：《国会开会期与会计年度开始期》，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106－112页；《为筹制宣统四年预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吏》，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第28－31页。
[51]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85页。
[52]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8－59页。
[53]参见梁启超著：《初归国演说辞。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14－22页。
[54]参见梁启超著：《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22－23页。
[55]梁启超著：《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第5页。
[56]参见梁启超著：《将来百论》，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上）》，第200－201页。
[57]参见梁启超著：《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第64－69页。
[58]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40、44－46页。
[59]参见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17－18页。范忠信先生认为梁启超将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对立起来，并将个人自由理解为个人肆行无忌。（参见范忠信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9－10页。）笔者认为是误解了梁氏之义。梁氏曰“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并非“个人之自由灭”。关于真自由与伪自由，梁氏的另一番言论可为佐证。他说，“一群之中，无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无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谓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窃一二口头禅语，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服公益，而漫然号于众曰：‘吾自由也。’则自由之祸，将烈于洪水猛兽矣。”梁启超著：《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46页。
[60]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40、47－50页。
[61]参见梁启超著：《服从释义》，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四》，第11、12－16页。
[62]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8页。
[63]梁启超著：《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第5页。
[64]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31、32、38、36页。
[65]梁启超著：《立宪法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2、3页。
[66]梁启超著：《敬告我同业诸君》，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36－37页。
[67]梁启超著：《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52页。
[68]梁启超著：《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载于《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五》，第46－47页。
[[69]]参见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节录》，载于《饮冰室合集7·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32页。
[[70]]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6页。
[71]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7页。
[72]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4页。
[73]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7－8页。
[74]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1－52、54、72页。
[75]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162页。
[76]梁启超著：《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载于《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六》，第55、56页。
[77]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78]梁启超著：《初归国演说辞。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14页。
[79]梁启超著：《开明专制论》，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34页。
[80]参见梁启超著：《开明专制论》，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39、75－82页。
[81]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82]梁启超著：《开明专制论》，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82－83页。
[83]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84]梁启超著：《政治上之对抗力》，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29页。
[85]梁启超著：《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57页。
[86]梁启超著：《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32－33页。
[87]参见梁启超著：《自由书。论强权》，载于《饮冰室合集6·冰室专集之二》，第31页。
[88]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7－11、37、104－105页。
[89]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载于梁启超著、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0页。
[90]梁启超著：《中国立国大方针》，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第40页。
[91]参见梁启超著：《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载于《饮冰室合集4·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16－18页。
[92]梁启超著：《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载于《饮冰室合集2·饮冰室文集之十四》，第30页。
[93]参见梁启超著：《自由书·干涉与放任》，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二》，第86－87页。
[94]参见梁启超著：《国民浅训》，载于《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第3页。
[95]在中国宪政史很长一段时间里，宪政与国家富强密、民族独立密不可分。宪法曾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一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宪政追求的功利主义倾向明显，宪政本初意旨即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常常被忽视。也正基于此，人们宪法观念的形成，也常常被漠视或误导。恰当的宪法观念的缺失，真正与宪政直接相关的民主自由的追求的匮乏，或许正是中国宪政追求历经百年而未真正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工具主义宪法观不向价值主义宪法观转变，不着重加强民主、文明的建设，中国的宪政就不可能实现。参见王贵松著：《中国宪政为何难实现- 宪政与富强、民主、文明之关系的历史思考》，载于《杭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3－8页，该文最后修改定稿的版本可以参见中国宪政网， //www.calaw.cn/include/shownews.asp？newsid=773 .
[96]参见梁启超著：《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四》，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