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律依据代孕承担巨大风险
无法律依据代孕承担巨大风险
2011年12月24日 辽沈晚报
文章出处://liaoning.nen.com.cn/liaoning/112/4064612.shtml
代与被代，这种建立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之下的关系，意味着无论是代孕妈妈，还是寻找代孕的人，其实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而广州“八胞胎”事件引发普通公众的广泛关注，在公众为“富人能生养这么多孩子”颇感震惊的时候，医疗界与法律界人士的忧虑更多偏向于医学伦理、立法缺陷等专业领域。目前对代孕者行为的评判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从“法律不禁止即被允许”角度，“代孕”究竟有着怎样的现实和尴尬?
长相学历都列出
代妈分三等 资料细到有无龅牙
在沈阳代孕网，站长刘佳雷的手里，掌握着几十位捐卵志愿者的信息，大多都是北京的女大学生，身高、体重、血型、长相，包括眼皮是单是双都写得清清楚楚。尽管“代孕妈妈”不会对新生婴儿有任何的遗传，但在刘佳雷的代孕妈妈数据库中，细到是否有龅牙，直发还是卷发。根据这些条件，代孕妈妈被分为ABC三级，待遇从8—12万元不等。“一个大专学历，长相漂亮的代孕妈妈代孕一次一般都会要到20多万的补偿。 ”刘佳雷说：“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客户与代孕妈妈见面，保证会挑到满意为止。 ”
关于收费，刘佳雷给记者一个详细的报价单：医院联系费3—4万;医院药费手术费移植费6—9.5万;代孕母亲介绍费1.4万元;代孕母亲检查费3500元;代孕母亲生活费一个月2000元，代孕母亲孕前房租费每个月3000元;代孕母亲报酬14万元(分5次付清)。
“代孕整个过程下来大概需要27万左右，我们也是全托保生项目，收费是55万元。如果手术不成功，是代孕母亲的责任，我们赔偿客户损失，如果是怀孕后客户不想要了，客户要支付代孕母亲相应的赔偿金。 ”刘佳雷补充道。
除了夫妻自己的胚胎寻找代孕者，也有人通过捐卵志愿者、代孕妈妈代孕获得孩子。雨蝶对记者说，今年刚刚为一位40多岁的太太实施了代孕手术，“这位太太不能生育，我们为他们在北京的女大学生捐卵志愿者那里找到了卵子进行试管婴儿，将胚胎移植给了这位太太，现在都已经8个多月了。 ”
共同的特征：缺钱
代孕妈妈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
28岁的“如梦”是黑龙江人，因为丈夫不育，父亲又身染重病，她决定出来做代孕妈妈。
23岁的波波是河南人，大专学历，在北京寻找代孕妈妈的工作，“刚跟男朋友分手，明天早晨我就将被扫地出门，当代孕妈妈又有地方住，又有生活费，还有高达十多万元的补偿金，我可以一边代孕，一边复习英语准备出国。”波波说。在她的空间里，有她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各种角度的自拍照。
通过3天的调查，记者发现，每个代孕妈妈的状况都有不同，缺钱是她们的共同特征，她们当代孕妈妈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赚钱。一个叫“宝贝”的女子，是记者接触的代妈中最有故事的一个。由于想到注射三个月的激素有可能伤害自己的身体，“宝贝”不接受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代孕。
“这种方式代孕，相当于你跟别人生一个孩子，孩子最终还是自己的，到时候你舍得给人吗?”对于记者的问题，“宝贝”回答说：“我的目的是钱，不是孩子，孩子要了我也养不起。如果想要孩子，找一个自己爱的人生多好。 ”“宝贝”说。
“宝贝”1982年出生，29岁，中专学历，来自河南郑州。 9年前，她嫁给自己的同学，之后夫妻二人一同来到深圳打拼。一年后，她怀孕回河南老家待产，孩子周岁后，等她再回到深圳，发现丈夫与他的客户住到了一起，并且有了一个8个月的孩子。“我不傻，不笨，长得不丑，也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我一辈子只有他这一个男人，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他，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穷光蛋的他刚刚有了点钱就这样对我! ”
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当年丈夫的背叛，“宝贝”仍然会痛哭失声。
“宝贝”拿出手里的所有积蓄，找人把丈夫抓起来，打算要他的一条腿。“父亲哭着从老家来找我，跪地上求我，让我别做傻事，那样我就害了我自己。我心一软，又想到自己的儿子，那一次放过了他。”“宝贝”没有告丈夫重婚，离婚时没要钱没要房子，而是选择了“净身出户”，“爱人没有了，要钱有什么用?我想让他永远欠我的。 ”“宝贝”说。
创业，失败，再创业，再失败，“宝贝”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这几年，她也遇到了几个想与她结婚的男人，“但是，我发现我再也找不到爱的感觉了。我不会为了生活而与一个不爱的人结婚，那样会更加让我痛苦。 ”“宝贝”说。
“两个月前我在老家看好一处房子，交了3万元的定金，首付还差9万。这几年我过年都是一个人在外面，弟弟结婚了有了孩子，我不可能再跟他们挤在一起。我也不能让自己到老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需要钱，我需要买一个自己的房子。”“宝贝”在网上登了记，准备做代孕妈妈。
“网上真的是鱼龙混杂，找人代孕的担心遇到骗子，想当代孕妈妈的也担心遇到骗子。”“宝贝”告诉本报记者。一个多月来，一共有3个客户与“宝贝”联系想请她做代孕妈妈，并且与两个人见了面。
“第一个跟我说他之前找了3个代孕妈妈，两个身体不健康，一个精神有问题，我一听就感觉到不是代孕妈妈有问题，是他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明显是个骗子，打算一个月给人家点钱来骗色，就直接拒绝了他。 ”“宝贝”对记者说：“第二个人心很诚，可是原本是因为妻子不能怀孕找人代孕的，看见我后死活要跟自己的妻子离婚，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我对他说，你是想找人生孩子不是想找人结婚，直接拒绝了他。我自己受过伤，我决不能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让别的女人因我受到伤害。 ”
对于第三个客户，“宝贝”说他们正在谈，对方夫妇30岁左右，夫妻两人她都见过了，感觉挺真诚。“我和他们通过多次短信，打过几次电话，想彼此都多了解一些，然后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
医疗界与法律界关注
“八胞胎事件”显露法律漏洞
事实上，此次广州八胞胎事件引发的，除了对“代孕”的关注，医疗界与法律界人士的忧虑更多偏向于医学伦理、立法缺陷等专业领域。目前对代孕者行为的评判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从“法律不禁止即被允许”角度，“代孕”究竟有着怎样的现实和尴尬?本报记者特别采访北京市律师协会医学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祝永根与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著名的医学律师刘晔。二人对“广州八胞胎”事件中富豪夫妇、医疗机构、代孕妈妈三个方面所涉及的法律层面问题发表不同看法。
争议一 是否超生?
“单纯评判广州八胞胎事件，当事夫妇违反《计划生育法》，”祝永根认为，八胞胎事件中的富豪夫妇应该被追究超生责任。
刘晔不赞同此观点，他认为“试管婴儿植入母体三个胚胎是被允许的，是为了提高胚胎成活率，这在本质上与自然怀孕三胞胎并无区别，不应被认为是超生。”。但该事件中另外两个代孕妈妈生的孩子应属“超生”的部分，需要被追究超生责任。
争议二代孕是否应被取缔?
“代孕行为本身很少被提及和明确规定。 ”祝永根分析，部门规章只能规范和监管医疗机构，对于代孕网、代孕中介并无明确法律依据来处理，在利益驱使下，就难免出现有医疗机构违规为“代孕”提供服务的行为。
祝永根的观点认为，现在我国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来取缔、处理代孕网、代孕中介、代孕妈妈，这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而现实是有很多人因为自身母体素质等原因存在对代孕妈妈的需求，他认为不该以法律形式来禁止“代孕网”和“代孕妈妈”，而是应该加以规范。
刘晔则旗帜鲜明的反对为“代孕”酝酿生存土壤，他认为在广州八胞胎事件中出现的代孕妈妈承担着很大的身体风险，而且富豪夫妇本身也不是“母体生不了”的原因才找代孕妈妈，这就成为“用金钱购买降低风险”的交易，长期接触医疗诉讼案例的刘晔认为，经过治疗还不能孕育的人数目极少，而找“代孕妈妈”的案例，也多是女方为了避免自身怀孕可能引起的风险而采取的方式，相当于有钱人用金钱将对身体的风险转嫁到没钱人身上。
目前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以法律形式认可“代孕”行为，就是因为全世界都认同这个观点，“代孕”引发的伦理问题、医学问题很复杂，对社会的影响弊多于利。
记者 经淼 董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