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腰椎间盘突出症入住医院，治疗五个月四次手术花费数万元却感觉没有明显效果，60多岁的患者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法庭，要求退还7万多元医疗费，法院一审判决患者败诉。大后天是最后的上诉日期，不过截至昨日下午，该患者还没有正式提出上诉。
病患张老家住当阳城区，是一名退休职工。2009年春节过后，张老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犯了，疼痛难忍。当年2月，张入住宜昌城区一家大型医院治疗。从2月到7月的5个月时间里，医院先后对张老实施了四次手术，花费医疗费用7万余元，但张感觉没有什么效果。
2009年12月，张老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法院，以医院违反医疗服务合同为由，要求医院退还所有的医疗费用共计7万余元。张在诉状中称，他住院后，医院理应尽职尽责履行医疗服务义务，但医院未认真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其在医院住院治疗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医院不应该收取原告的医疗费。
伍家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医疗服务合同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其并不是以治疗结果作为衡量合同义务履行的标准，而是以治疗过程作为合同义务的履行方式。今年6月28日，法院一审判决患者张某败诉。7月9日，张的律师拿到判决书后电话通知了张老，张虽然口头表示上诉，但截至昨日并没有履行书面上诉手续。
这起少见的医患纠纷背后，究竟透露出怎样的法理精神？医患纠纷在怎样的机制下调解更有效果呢？普通市民：花钱治病没效果医院不该负责？
在普通市民眼里，患者一般都是弱势群体。医院没治好，法院却依据法律判医院胜诉，和普通市民的预期落差较大，因此该案也引起不少市民的关注。
“病患花钱住院，当然是希望医院能把病治好。”昨日上午，胜利四路赵家湾社区居民赵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病人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如果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医院当然有义务将其治疗好。“花钱治病又没效果，医院又不负责，谁愿意去医院？”赵英反问记者。
而家住开发区的李平则认为，病患都是抱着希望去医院，现在如果医院也治不好，病患就没希望了。“如果是癌症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并不是很难的病，医院就说不过去了。”李平说。
更有市民表示疑问：“病患相对医院肯定弱势，但这起官司却让弱者维权得不到法院支持，会否违反社会公平？”
代理律师：医疗服务合同是以治疗过程而非结果作为义务
“普通市民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因为市民普遍不了解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湖北百斯特律师事务所李强律师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也是医患纠纷中有些患者无法理解的原因。
作为本案中胜诉的医院方代理律师，李强说从感情上来讲他也觉得遗憾，但法律是严肃的，法院的判决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和严肃。
李强说，正确理解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是该案的关键。医疗服务合同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合同，其并非以治疗结果作为衡量合同义务是否履行的标准，而是以治疗过程作为合同义务的履行方式，这是医疗纠纷中有些患者无法理解的原因之一。
李强表示，按照相关法律，如医院遗漏了病人的病情、对病人的诊断错误，但鉴定又不构成事故，医院只要按照当时、当地的医疗水平进行诊断、治疗，也认为医疗机构不存在过错行为，这也是医疗行为的特殊性之一。
政协委员：“第三方”调解破解医患纠纷难题
现代社会生活中，医疗纠纷屡屡发生，那么如何让类似于张老案例不再发生？
记者了解到，目前出现医疗事故纠纷，一般都会首先提交到当地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责任认定，但其人员组成却一直被社会诟病。据了解，目前我国鉴定委员会委员大多为各学科医学专家组成，一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即便公众相信专家本人都是道德高尚，公正客观的，但因为本身来自医疗战线，对于同行的鉴定或多或少会在心理上产生压力，让患者感觉到不信任。
陈喻伟，湖北诚昌律师事务所主任，宜昌市政协委员。昨日，陈喻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也经常遇到市民和医院之间的医患纠纷，目前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探讨引入第三方独立仲裁调解机制。陈建议，第三方应该由有专业资历的人员组成，但是应该职业化，不受到其他方约束，这样才能作出独立的公正的专业意见。
深圳引入“独立第三方”调解纠纷
医患纠纷是当前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在今后将可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法制化、程序化的办法予以解决。《深圳市医患纠纷处理暂行办法》昨天通过新一期政府公报正式公布。根据《办法》，该市将在各个街道设立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室，为“独立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
引入“独立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成为《办法》的亮点之一。这种“第三方”机构调解医疗纷纠的方式，可避免患者及其家属对卫生部门的不信任，有利于公平解决争议，平息纠纷。《办法》特别规定，医调室人民调解员应由具有一定医学、法学或者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在医患纠纷调解过程中，医患双方的参加人数均不得超过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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