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24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18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18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18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