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违约金条款是合同的重要条款，是担保合同全面履行、补偿守约方的损失、惩罚违约方违约行为的重要措施。因为违约金是合同条款，应当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志、体现私权自治的法治原则；同时因为违约金是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人民法院可以基于公权力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以保障合同正义性。平衡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原则的适用，违约金调整应当以尊重当事人约定为原则，以公权力干预调整为例外补充。违约金的过高或过低的比较标准是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应当包括直接损失和履行利益；违约金的调整幅度体现着惩罚的程度和合同实质正义，因此违约方受到惩罚的程度应当同其过错程度相关联。
[关键词]：违约金、违约金过高、违约金过低、实际损失、违约金调整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从该条第一款规定看，违约金属于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条款，应当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约定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但从第二条看，违约金条款可以调整，体现了司法干预原则；但是对于违约金过高应该调整到什么程度才为允当，该条只是规定适当调整，究竟什么程度属于“适当”，笔者理解一是授权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由裁量，以期望更好地实现合同正义；二是违约金的调整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只有在违约金明显妨害合同正义时才予以调整。正是因为对违约金调整特别是对违约金过高时的调整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尺度，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违约金过高的调整存在多种标准，有调整到实际损失的，有调整到守约方实际损失的130%的，有调整到实际损失的两倍的，有调整到未履行合同标的以下的等等，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违约金调整的参照标准、调整幅度大小的参照因素、调整的限度、违约金与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等进行探讨，以期对违约金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一、违约金的性质。
所谓违约金，是由当事人通过协商事先确定的，在违约发生后做出的独立于履行行为以外的给付①。《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对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该条规定在民事责任中；《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根据以上规定，违约金首先体现补偿性，当违约方发生违约行为时对守约方给予补偿；但违约金的支付条件是违约行为的发生，而不是守约方实际损失的发生；违约金正是因为不以损害发生和数量的多少为依据，使得违约金的支付免除了守约方对实际损失的举证责任；因为违约金具有明晰确定、简单易行的特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其次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在违约行为发生，而守约方未发生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违约方支付的违约金表现出显著的惩罚性，通常的情况下违约方支付的违约金都是高于守约方的实际损害的。正是因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当违约金的数额不足于弥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时，守约方还可以主张赔偿损失。再次违约金具有担保性质，它担保合同的全面履行，没有全面履行的就要承担违约金，从此意义上讲违约金和合同定金具有相似的作用，因此《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二者不能同时适用。
二、合同自由和合同正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上的体现，民事主体在不违背法律、不妨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侵犯社会公序良序的前提下可以自主作出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合同自由首先从合同的效力上讲，当事人的约定具有优先于法律规定的效力，只有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才适用法律的规定；从具体表现形式上讲，当事人应依法决定是否缔约、选择缔约伙伴、确定合同内容、决定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权利②。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首要原则，没有合同自由原则的实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同存在；没有合同自由原则的实施，合同正义也难于存在，因为合同正义产生于平等竞争的市场；同时合同自由是建设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基础，在我们建立市场经济和法制经济的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应该继续得到弘扬、确立、巩固。违约金条款首先是当事人约定的合同条款，在没有守约方证明显失公正的条件下，人民法院应当推定合同的当事人地位是平等的、合同的权利义务是公正的，因此应当以支持违约金条款的有效性为原则。合同正义，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缔约和履约，并保障合同的内容符合公平互利、诚实信用的要求③。笔者认为合同正义关键为合同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平衡，主要为合同相对方对价的公平。合同正义主要以合同自由保证；同时在合同主体实质不平等时，以社会公权力对合同私权利进行干预，以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实现实质公正。合同体现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对私权利的处分，因此公权力的干预应当为例外、补充的形式。民事主体实质不平等是产生合同实质不公正的根源，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认定合同主体存在实质不平等，违约金体现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显失公正的条件下公权力才有干预的必要。违约金条款的无效应当和合同无效采纳一样的标准；对违约金“过高”的程度认定总体上应采纳：一是违约金标准会比较严重影响合同正义，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显失公正；二是违约金失去了其固有意义，其已经不再是促进合同履行的工具，而成为了合同当事人追求的目标。
三、违约金和损失赔偿的适用。
在约定的违约金过低的情况下，守约方在主张违约金的同时还可以主张实际损失大于违约金部分的赔偿。在此情况下守约方也可以在证明实际损失大于违约金数额的前提下不主张违约金，直接主张赔偿损失就可以得到救济了。但笔者认为合同上既然约定了违约金，守约方应当按照违约金主张，当违约金过低的时候，在证明实际损失大于违约金数额时主张将违约金调整到与实际损失相等在逻辑上更为允当，只在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主张损失赔偿。实际上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更倾向于这样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为由请求增加的，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 违约金过低的调整标准是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履行利益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履行利益损失就是守约方因对方违约导致的履行合同收益的减少，具体数额为合同全面履行的收益减去违约状态现状的收益的差额即在正常履行合同后的净收益；具体而言：（一）履行利益受到在签署合同时可遇见损失原则的制约。违约方应该以社会理性人的标准遇见到损失，它不仅应该遇见到损失的类型，也应该遇见到损失的数额；守约方的损失是其正常经营范围内的正常损失，其身份以外的偶然损失不属于可预见的范围④。但对于违约方发生违约行为时明知守约方会发生的损失，不管是否在守约方经营范围以内，应该属于可遇见的范围之内，如出借人出借资金为向他人借入，违约金标准在借款合同违约金标准之内的违约金损失。（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因此应该减去守约方没有按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义务扩大的损失。（三）履行利益须减去守约方因对方违约得到的收益。（四）履行利益还须减去守约方因不履行合同少支付的相关费用。
四、违约金过高时的调整。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违约金过高的比较标准为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如上所述，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履行利益损失。那么如何认定违约金过高呢？笔者认为应当参照以下具体因素：（一）参照合同标的。如果合同的标的属于特种物的，违约金标准可以采取较高的标准；如果合同的标的属于种类物的，违约金标准可以采取较低的标准；如果合同标的属于具有精神意义的物，则可对违约金的标准更开放一些。（二）参照合同主体的实质地位。对于公用事业、垄断企业、提供供不不应求商品和服务的企业等处于实质优势地位的经营主体提供格式违约金条款或准格式违约金条款，因为合同相对方不具备平等协商的力量，应当对优势合同当事人提供、相对方当事人很难协商的违约金标准进行调整，调整到与实际损失相当的程度。具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 “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适当减少。”（三）参照合同性质。合同是交易的形式，对于交易内容为生活必需品、服务为生命、健康、身体基本保障提供服务的合同，应当基于尊重基本人权的原则，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违约金应该体现补偿性，舍去惩罚性的功能；对于当事人平等的经济合同应体现对当事人的约定的尊重，以不调整或少调整为原则。（四）违约金调整的幅度应当体现惩罚性。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其主要意义在于促进合同当事人全面履行合同，因此违约金标准应该体现一定的惩罚性，应当高于守约方实际损失的一定幅度。（五）参照违约方的过错程度。根据《合同法》合同责任属于严格责任，只要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但笔者认为违约责任既然属于民事责任的一种，在人民法院以公权力进行干预的时候，违约金条款就不仅仅属于合同条款的私法性质，更应该考虑的是人民法院以公权力进行干预的条件，因此违约方的过错应该成为公权力予以调整的重要参考因素。因为违约金调整的幅度体现着对违约行为的惩罚强度，对于不同的过错应当体现不同程度的惩罚，才能罚当其错，体现公权力干预的公正性。在具体判断违约责任的时候，应当考查合同双方在违约中存在的过错，以及过错大小⑤。当违约方恶意违约的情况下，应当适当调整，保持对恶意违约方的惩罚；当违约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时应当着重体现补偿性，减少惩罚性；当守约方利用优势地位在自己不可能违约，以追求对方违约金为目的的情况下应当调整到与实际损失相当的标准。（六）违约金的最低和最高限度。违约金的最低限度为守约方因对方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履行利益的损失；但是对于一般的合同，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以调整到实际损失的130%为原则，以体现违约金的惩罚性。法律对于违约金的最高限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为违约金和定金都具有担保合同全面履行、惩罚违约行为的性质，所以笔者认为违约金的最高限度可以参照定金的最高限度执行。对于违约行为自履行义务开始之日发生并处于连续状态的，违约金的最高限度应当以标的数额为基数；对于部分履约部分违约的，应当以未履行部分的标的额为基数。
作者：白孝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