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后出具欠条行为的性质认定 
【案情】
  2010年1月，无业人员杨某谎称能帮忙取出雷某被交通执法大队扣押的车辆，以需请执法大队相关人员吃饭、疏通关系为由，先后两次骗取雷某现金4000元。嗣后，杨某既未请客吃饭送红包，也未找相关部门办理雷某的委托事宜，而是将骗取的现金全部用于个人消费。由于没能取回被扣押车辆，雷某多次到杨某处欲要回4000元，杨某遂向雷某出具欠条一张。此案审理中，被告人杨某委托其父退还雷某4000元。
  【分歧】
  对于杨某出具欠条行为的性质，存在较大意见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某出具欠条行为于诈骗行为成就之后作出，反映其有还款意图，主观恶性较小，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另一种意见认为，杨某出具欠条行为是其掩盖诈骗行为的手段，系诈骗构成的重要环节。杨某无职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将诈骗所得4000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足以认定出具欠条行为的真实意图不是为了弥补被害人损失。
  【评析】
  笔者认为，杨某出具欠条行为系量刑情节，具体处理需结合案情综合判断。理由如下：
  1．诈骗后出具欠条行为不影响犯罪构成认定，其属酌定量刑情节。依据诈骗犯罪构成要件，杨某客观上具有虚造事实，使被害人陷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之行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用于挥霍目的，其行为已然既遂，出具欠条与否，并不影响犯罪构成认定。诈骗时出具欠条与诈骗后出具欠条的行为应区分开来：前者可使被害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自愿”处分财产，故系诈骗犯罪的行为手段，是认定诈骗犯罪的有机构成。而后者的主观意图有两种，一是为了逃避刑罚，但苦于一时还款困难，希望拖延时间以弥补过失；二是变相抵赖，使被害人继续陷于错误认识。其中第一种意图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无涉，因此，不能认为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第二种情形存在隐瞒真相可能，但应考虑到时间的跨度及欺诈行为与被害人“自愿”处分行为的因果关系。被害人丧失财产控制，已不能实现对财产的再次处分，可认为出具欠条行为的欺诈并非诈骗犯罪构成意义上的欺诈。
  2.诈骗后出具欠条行为的主观意图认定应结合全案情况综合判断，用以决定加重或减轻。是否具有真实还款意图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被告人出于一时还款困难而出具欠条，可认为其有悔罪表现，主观恶性较小，虽暂时未能恢复被害人对财产控制，但成为一种现实可能，一定程度上可平复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因此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但若以出具欠条方式变相抵赖，不仅于事无补，且可能使被害人再度受到伤害，其主观恶性没有丝毫减轻，对此不能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据此，仅凭出具欠条行为不足以说明被告人的实际意图，应结合有无实际还款行为等因素综合判断。当然，被告人的主观意图可能不是一贯连续的，也许其在出具欠条时就是变相抵赖，后慑于刑罚威力而改变为积极退还赃款。所以认定被告人在出具欠条时是否有真正还款意图的核心，在于加强对出具欠条时的客观环境、被告人与被害人的交涉过程等内容加以严格审查。
  3.诈骗后出具欠条行为主观意图难以认定，量刑存疑，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按照“刑罚谦抑性”的原则，从客观上讲，本案在审查欠条以确定是否具有还款意图具有非常大的难度，杨某与雷某相互交涉的过程细微之处难以被外界所知晓，法官面对量刑情节存疑，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对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
摘自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