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刑法典颁布以后，有刑法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这一主张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五点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文章认为，如果在刑事立法上确立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的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司法人员无须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不公，从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而，文章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最后，文章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 键 词：复合罪过，质疑，罪刑相适应，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罪过形式

　　一、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

　　在新刑法典里，许多犯罪的罪状部分规定了加重危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因此，不少犯罪的罪过性质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例如，刑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罪（《刑法》第397条）的罪过性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归纳起来有三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罪主观上既可由过失构成，也可由间接故意构成。①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②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储槐植教授和杨书文博士，他俩对同一罪种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的罪过形式，称之为“复合罪过形式”，并在《复合罪过形式探析》③和《再论复合罪过形式》④两篇文章中全面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所谓复合罪过形式，是指同一罪名的犯罪心态既有故意（限间接故意）也有过失的罪过形式[这里不包括结果加重犯的心态——必有故意（对基本构成）加过失（对加重结果）合成的罪过形态（这一形态，有人称之为“混合罪过形式” ⑤，笔者注），例如，故意伤害（致死）罪的罪过形态].现行刑法中所有犯罪的罪过形式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类情形：1、有些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2、有些犯罪只能由过失构成；3、有些犯罪既可由故意又可由过失构成，对此类犯罪法律又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一分为二”；例如，杀人犯罪分为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另一种处理方式为“合二为一”即法条既不明写故意也不写过失[例如，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条）、重大工程安全事故罪（第137 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等]，主要原因是该种故意基本是间接故意，与过失尤其是过于自信过失相比，主体的主观恶性差异不太大，因而可以适用相同档次法定刑。复合罪过犯罪的特征是：1、以复合罪过为主观要件的犯罪，皆是结果犯。行为主体的行为“致使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 “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危害结果，是构成该类犯罪的必要要件。2、该类犯罪的罪过形式，即复合罪过是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复合。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主观方面并非出于直接故意，即可适用复合罪过犯罪予以论处，这在一定程序上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3、该类犯罪的主体多为特殊主体，即多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从事特定职业或者具有某种职责的人。4、该类犯罪具有多档次法定刑。（6）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其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是模糊认识论。刑法的“明确性”与“确定性”是相对的，相反，法律的“模糊性”与“含混性”却是绝对的、无限的。在罪过形式领域引进“模糊认识论”，进而提出复合罪过理论的最明显的变化便是可以使长期以来深深围扰人们的“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区分问题”得以解决。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根据模糊认识论，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之间不存在界限清晰的分水岭，两者之间只可能存在量的区别，而不可能存在质的不同。从司法实践角度讲，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明确分区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将两者合二为一，作为一种特殊的罪过形式进行规定、研究，便成为唯一明智的选择。（7）

　　目前，“复合罪过形式”的主张在刑法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许多司法实务者采纳。我国刑法总则将罪过形式分为两种：故意和过失。由于两种罪过形式主观恶性差别较大，所以，刑法分则各罪的罪过形式，要么为故意，要么为过失，这便于科学地确定法定刑，通常的刑法理论不承认一种犯罪可同时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正因如此，笔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主张产生了诸多的疑问，通过对复合罪过形式理论的质疑，笔者认为，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不具有科学性，应予以否定。

　　二、对复合罪过形式的质疑

　　复合罪过形式的主张貌似合理，实则令人困惑。通过研究，笔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是否科学，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质疑之一：犯罪间接故意和犯罪过失是两种主观恶性差异较大的罪过心理，同一罪种兼有这两种罪过形态，并具有同一法定刑，这是否会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当？

　　与犯罪过失相比，犯罪故意主观恶性较深，正因如此，刑法典对于其他要件相近，而主观要件不同的犯罪在规定法定刑时有重大区别，即对故意犯罪往往规定较高的法定刑，而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较低。犯罪间接故意是犯罪故意中的一种，它是指明知其行为可能会引起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犯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过失分为，疏忽大意过失（系无认识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系有认识过失）。疏忽大意过失属于无认识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于疏忽大意过失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过于自信过失的主观恶性轻重问题，《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认为，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相比，有时很难分清孰轻孰重。由于这一说法强调的是“有时”，所以，这句话本身并没错，但是，在总体上或在大多数情况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过于自信过失。笔者认为，对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体相近而主观要件不同的两个犯罪而言，只要确实查明一犯罪的主观心理为间接故意，而另一犯罪的主观心态为过于自信过失，一般就可认定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重于过失自信的过失。过于自信过失与间接故意相比，过于自信过失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完全违背行为人的意愿的，而间接故意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采取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容忍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有意放纵危害结果发生的态度。这样，在意思上容忍结果发生，行为上敢于大胆地践踏法律秩序，就成为了区别过于自信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决定性关键。（8）可见，从总体上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超过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与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接近，正因如此，在故意犯罪立法中，刑法典往往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合为一罪种，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

　　既然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在总体上大大超过过于自信的过失。为何要确立由间接故意和过失复合而成的复合罪过形式、并规定同一法定刑呢？

　　质疑之二：在所谓的“复合罪过”犯罪里，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态度，那么，几乎所有此类间接故意犯罪在《刑法》里均能找到相应的故意犯罪来定罪处刑。既然如此，何必还要确认复合罪过形式呢？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以复合罪过形式为主观要件的犯罪，皆是结果犯，而且其罪状中有“致使发生重大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危害结果作为此类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必要要件。（9）其实，这类犯罪除了包含有罪状明文规定的这种结果外，还包含有另一结果，易言之，这类犯罪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一般而言，上述罪状明文规定的结果为加重结果，另一个结果为基本结果。例如，滥用职权罪有两个危害结果：一是侵犯了国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管理制度，二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又例如，《刑法》第186条违法发放贷款罪也具有两个危害结果：一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二是“造成重大损失”。前者为基本危害结果，后者为加重危害结果，一般而言，基本危害结果在前，加重危害结果在后。

　　从复合罪过形式论者的主张可知，复合罪过形式是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来确定的，而不是以行为人对危害行为或轻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来确定；对于某种犯罪来说，若犯罪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既可由间接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的，这类犯罪的罪过形态为复合罪过形式。反之，对另一种犯罪来说，若犯罪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仅能由故意构成，或仅能由过失构成，则此种犯罪的罪过形式为单一罪过形式。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列举的复合罪过犯罪众多，例如，刑法第397条的滥用职权罪、第135条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42条的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87条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以及第137条、128条、139条、145条、146条、147条、148条、186条、188条、 189条、167条、169条、第304条、第403条等规定的犯罪。笔者认为，对这些犯罪来说，行为主体对加重危害结果持的心理态度只能是过失，而不能是间接故意，因为若确实查明行为的主体对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心理态度，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可以以其他条文规定的故意犯罪对其定罪处刑。例如，在滥用职权犯罪中，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发生持放任心理态度，可根据案情实际情况，以放火罪、爆炸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合适的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又例如，在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犯罪中，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发生持放任心理态度，同样可根据案件事实，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合适的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在处理时，有的可能以单独故意犯罪论处，有的可能以共同犯罪论，有的可能以不作为犯罪论。既然如此，复合罪过形式还有必要存在吗？

　　质疑之三：以复合罪过形式为主观要件的犯罪是否违反了“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

　　犯罪是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由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以国家意志形式，在其刑事法律上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故意犯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而过失犯罪是由于行为人在日常生活或生产中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才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即由于行为的不慎才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且危害结果的出现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可见，在社会上危害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犯罪主要是故意犯罪，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有一个共同原则，即刑罚以处罚故意为原则，以处罚过失为例外。（10）我国刑事立法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在立法上只规定了少量的过失犯罪，而且，这些过失犯罪一般都以造成严重危害结果作为其客观必要要件。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对过失危害行为随意定罪处刑，《刑法》第15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然而，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却认为，我国刑法分则有若干种犯罪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由于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包含有过失犯罪的内涵，而这些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又没有在条文上明文规定其过失犯罪者也应负刑事责任，这是否违反了《刑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呢？

　　质疑之四：若确认某些犯罪的犯罪主观要件为复合罪过形式，是否会动摇现有累犯制度？

　　根据我国累犯理论，无论是普通累犯，还是特殊累犯，累犯的构成要件之一为，犯罪人所犯的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至于是直接故意犯罪或是间接故意犯罪并没有限制。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某些犯罪的罪过形式为复合罪过形式，它是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复合，因此，在实践中，对此类犯罪“不再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如何间接故意抑或轻信过失，而认定为复合罪过形式”，并认为这是“不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11）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说，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过失的主观恶性（前文对这观点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由于复合罪过形式既不能认为是故意形式，也不能认为是过失形式，因此，当两罪中有一罪为复合罪过形式或两罪均为复合罪过形式时，不宜认定为累犯，若是，就可能使一些罪犯得不到应有的从重处罚。例如，当某人前后犯了两罪，而且前罪和后罪都是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时，如果能查明行为人犯这两罪的真实罪过内容都为间接故意，而其他方面也符合累犯的构成条件，那么，在这一情况下，从传统理论来说，它应与其他非复合罪过形式的故意犯罪的累犯一样以累犯论处。但是，按照复合罪过形式主张，由于复合罪过形式既非故意的罪过形式也非过失的罪过形式，而是独立的罪过形式，在司法实践，复合罪过形式犯罪又是无须查明为间接故意还是过失即可以定罪处刑的，因此，复合罪过形式犯罪不宜按累犯处理，这样，是否会放纵相当一部分罪犯？这是否有违刑法公正呢？

　　质疑之五：能否以减轻司法机关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为由，将复合罪过形式确定为独立的罪过形式，并在无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间接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而直接按复合罪过犯罪予以论处呢？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间接故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较难区别，对于负有证明责任的司法机关而言，要证明行为人的真实罪过心态是相当困难的，复合罪过形式的确立，将司法机关从查证这些证据的山重水复中解脱出来。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主观方面并非出于直接故意，即可适用复合罪过犯罪论处。这样无疑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使之能集中有限资源处理其他犯罪。（12）

　　前文论及，从总体上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过失的主观恶性，因此，将间接故意和过失作为同一种罪的并列罪过，并规定相同法定刑，本来已使罪刑不相当，而将间接故意和过失不分彼此合并在一起作为独立的复合罪过形式，并在司法实践中，无须查明行为人主观心态是间接故意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这是进一步无视间接故意和过失的主观恶性轻重有别的做法。这些做法确实可以减轻司法机关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但是，这是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难道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就可以在立法上和司法上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吗？

　　质疑之六：根据模糊认识论原理，真的能得出“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不可能界分清楚”的结论吗？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从模糊论的角度讲，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只可能存在量的区别，而不可能存在质的不同，因此认为，两者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不可能界分清楚的。但是，从我国现有刑法理论看，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分得清楚的，各自有自己的特征。虽然从认识因素看，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的意志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别，即前者是对危害结果持放任的态度，而后者则是对危害结果持一种轻信能避免的态度。从司法实践情况看，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界限也是可以分清的。至于实践中因为证据问题而无法明确判定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自信的过失的情况，属于刑事诉讼的证据认定问题，而不是实体法——刑法的问题，根据疑罪从轻原则，当这两种心态必居其一而又无法从现有证据准确认定时，可按过于自信的过失来认定。既然如此，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以模糊认识论为基础来推导出“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可能界分清楚”的结论的过程是否存在错误呢？

　　三、对复合罪过形式之否定

　　我国《刑法》十分强调罪过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并将罪过作为成立犯罪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刑法》总则将罪过明确分为两种：一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一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罪过反映主观恶性大小，而主观恶性大小会影响到刑事责任的轻重，反映到刑事立法上则表现为，法定刑因主观恶性大小的不同而不同，由于犯罪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犯罪过失，因此，对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体相同或相近的犯罪而言，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应大大重于过失犯罪，反映在刑法立法上表现为，前者的法定刑应大大高于后者。正因为这两种罪过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国刑法理论通常认为，一个罪种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或故意罪过形式或过失的罪过形式，不允许一个罪种兼有故意罪过形式和过失罪过形式。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总则所规定的罪过形式已比较全面地概括各种犯罪的罪过形式；一个罪种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可以使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分类较为明晰，便于在刑法立法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定刑，所以，传统的刑法理论观点是比较科学的，不可动摇。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强调，法律的模糊性是绝对的，并以此为前提，得出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无法界分清楚的结论。但是，它忽视了法律具有相对明确性的特征。人的认识是具有层次性的，在一定层次里，法律语词具有明确性，而在很深的层次里才具有模糊性。从立法角度看，法律的明确性要求，如果法律在一定范围内能明确将两事物区分清楚时，就应予以明文区分，以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明确予以划分，并赋予了各自的特征，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这种划分是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的。我国不可盲目地仿效英美刑法，将罪过划分为故意、轻率和过失三种，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合并为所谓的复合罪过（即轻率）。

　　提出复合罪过形式主张的重要理由之一是，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相比，有时很难分清孰轻孰重。但是，前文已清楚地阐明，从总体上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超过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与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接近。既然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在总体上大大超过了自信的过失，因此，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相同或相近时，在立法上两者所确定法定刑就应有较大的区别，以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即在这一情况下，间接故意犯罪的法定刑应大大高于过于自信过失犯罪。不可否认，在各具体犯罪中，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有强弱之分，过于自信过失的主观恶性也有强弱之分，当过于自信过失中强主观恶性与间接故意中的弱主观恶性接近甚至相同时，这一过于自信过失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和间接故意犯罪的法定最低刑就可能相同或相近，但是，总体上间接故意犯罪的法定刑是高于过于自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的。如果确认复合罪过形式的存在，并使复合罪过犯罪具有同一法定刑，就必然会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合理，从而有违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可见，我国《刑法》没有必要确立复合罪过形式。实际上，我国《刑法》也未确立有复合罪过形式，目前而言，复合罪过形式的提法也仅仅是一种理论主张，是一种并不科学的理论主张。

　　杜绝复合罪过形式就可以使现有罪过理论框架不变，并可防止罪过理论与其他理论或规定相冲突，例如，“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现有累犯理论等都得以相对稳定，这样，减少了不必要的理论冲突。反之，如果在立法上确定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司法机关不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的不公，从而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可见，在立法上杜绝复合罪形式才是明智之举。

　　四、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的提出，其实是由于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的罪过形式争论而引起的。所谓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是指刑法规定的、一个危害行为造成一个基本危害结果和一个加重危害结果、且只有出现了加重结果才能构成犯罪的犯罪。它具有以下特征：（一）该种犯罪具有两个危害结果，其中，一个是基本危害结果，另一个是加重危害结果（二）该种犯罪的基本危害结果是遭损害的国家某方面的管理制度（这一特征说明这种犯罪一般为法定犯罪而非自然犯罪——笔者注），而加重危害结果则是在基本危害结果产生的同时或之后而出现的加重结果，在条文上往往表述为“致使发生重大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三）这两个危害结果均属于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该种犯罪只有出现了加重结果才能构成犯罪，假若仅出现基本危害结果，还不能构成犯罪。这一特征使其与结果加重犯区分开来，例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属于结果加重犯，它在仅出现基本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也可构成犯罪。（四）这两个危害结果由一个危害行为同时或先后造成。例如，滥用职权罪即属于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滥用职权罪具有两个危害结果，其基本危害结果为遭损害的国家机关的管理制度，其加重危害结果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两个危害结果均属于该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均由滥用职权的危害行为造成。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否定复合罪过形式可成为主观要件的罪过形式种类后，应另辟蹊径来解决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笔者认为，可通过明确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之确定标准来达到这一目的。

　　对于前述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罪种，其罪过形式的性质在理论上存在纷争，有的认为是故意，有的认为是过失，还有的认为既可以是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即复合罪过）。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罪过心理的鉴定标准（即某种犯罪的罪过心理状态是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还是危害行为而言）看法不尽一致，出现结果标准说（罪过的核心在于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行为标准说（罪过核心在于对危害社会行为的心理态度）和双重标准说（罪过的核心不仅在于对危害行为的态度，而且在于对危害结果的态度）。（13）笔者赞同结果标准说，因为鉴定罪过心理的标准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依据，《刑法》第14、15条所说的“明知”、“预见”是指对危害社会结果“认识”：“希望”、“放任”、“轻信能够避免”是指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态度，罪过的核心应是危害社会的结果。（14）对于前述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来说，其罪过的鉴定标准是针对基本危害结果还是加重危害结果呢？笔者认为，对于不同的罪种，立法者可以根据立法的需要，或确定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标准来确定其罪过形式，或确定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标准来确定其罪过形式，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心理模式从理论上看，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心理模式可能有以下几种：

　　1、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

　　2、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过失。

　　3、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

　　4、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

　　5、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

　　6、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

　　7、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

　　8、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

　　9、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

　　（二）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心理模式分析

　　1、对第1种罪过模式的分析

　　就第1种罪过模式情形（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而言，因为行为主体对基本、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均为故意，因而，这种罪过模式情形以对基本、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故意）为其罪过形式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刑法》第162条规定的妨害清算罪，行为主体对妨害清算制度的危害结果（即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对严重损害债权人的或其他人利益的危害结果（即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因此，妨害清算罪的罪过形式以对基本、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故意）为其罪过形式，此外，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罪（第404条）等罪也属于这一罪过模式的犯罪。

　　2、对第2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因这种心理模式对前后危害结果所持的态度均为过失，因而，其罪过形式认定为过失是合理的。从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看，未发现有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3、对第3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因这种心理模式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形式为过失，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因此，以其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才能较好地反映其主观恶性，因此，该类犯罪宜定为故意犯罪。目前，尚未发现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有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4、对第4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至于第4种罪过模式情形（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应如何确定罪过形式是理论上一个焦点问题。从新《刑法》的立法看，相当多罪种的罪过模式就属于这一种，例如，滥用职权罪（第397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违法发放贷款罪（第186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 条）、消防责任事故罪（第139条）等。对于具有第4种情形罪过模式的犯罪而言，立法者在立法时可以据实际情况在条文上明确这一犯罪的罪过形式，有的罪种可以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即故意）作为其罪过形式，有的罪种则可以以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对于第4种情形的罪过形式的犯罪来说在确定其具体罪过形式时，应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该罪的社会危害性强弱。在立法过程中，在考虑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前提下，假设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形式来确定故意犯罪，之后，又假设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心理为罪过形式来确定过失犯罪，然后，将这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相比较，假若孤立地看导致基本危害结果的危害行为本身已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当其和基本危害结果结合起来看时，其社会危害性已接近犯罪程度，那么，这类犯罪可考虑以故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其罪过形式，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其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反之，假若孤立地看导致基本危害结果的危害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大，那么，可考虑过失为其罪过形式（即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二）该罪有否必要按共同犯罪处理，该罪的罪犯有否必要按累犯处罚。假若这种犯罪对危害行为和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均为故意，而且其危害行为导致轻危害结果这一情形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对于一起实施这种犯罪的犯罪者有必要按共同犯罪处罚，对于犯该罪者，有必要纳入累犯处罚领域，那么，这种犯罪的罪过形式可考虑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故意）来确定其罪过形式。反之，若这种犯罪不宜定共同犯罪或累犯的，则可以考虑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例如，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对于以基本危害结果心理态度（故意）来确定罪过形式的故意犯罪[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来说，加重危害结果是该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并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态度，这时，加重危害结果便成为了超过故意内容的

　　客观要素，属于“客观的超过要素”。（15）

　　5、对第5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由于这种心理模式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而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因此，其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反映了该种犯罪主观恶性较大，该种犯罪以故意犯罪规定，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因此，该种犯罪的罪过形式应认定为故意。目前，我国刑法典亦无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6、对第6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对于第6种罪过模式情形（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来说，在假设加重危害结果未发生的情况下，如果孤立地将故意的危害行为和基本危害结果结合起来看，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大，那么，这种犯罪应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而不能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即故意和过失）为其罪过形式。例如，《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行为主体对侵害交通运输管理制度的危害结果（即基本危害结果）的罪过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而对“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因而，交通肇事罪应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此外，玩忽职守罪（第397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1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132条）等罪也属于这种罪过模式情形的犯罪，这些罪也应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即过失）为其罪过形式。

　　在假设加重危害结果未发生的情况下，如果故意的危害行为和基本危害结果结合起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相当大，甚至孤立地看也达到犯罪程度，也不应以复合罪过为其罪过形式，因为复合罪过形式具有种种弊端，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对此，前文已有具体论述。在这一情况下，立法者要么按加重结果的罪过（过失）确定该罪的罪过形式，要么将这种模式的犯罪拆分为两个犯罪，即第2、4种模式的犯罪。

　　7、对第7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之所以提出“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是因为其认为我国《刑法》存在第7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的为故意或过失）和第8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其实，我国《刑法》并不存在第7种罪过模式的犯罪。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存在诸多缺陷，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在今后的刑事立法中也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在今后立法过程中，若遇到第7种罪过模式的犯罪，完全可以将它们拆解为第1、2、3、4、6种罪过模式的犯罪，之后，各罪的罪过形式按前述分析确定。

　　8、对第8种心理模式分析

　　从我国现行刑法看，符合第8种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而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的犯罪并不存在。从立法上看，也应避免这种模式，立法时可将其拆解为第1种和第4种心理模式的两个犯罪，并依前述分析规定其罪过形式。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认为，在新《刑法》里，属于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有：滥用职权罪（第397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7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第187条）、违法发放贷款罪（第186条）、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等等，实际上这些犯罪并非复合罪过形式。从这些犯罪看，有的犯罪的罪过形式属于第4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例如，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有的犯罪的罪过形式则属于第6种罪过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例如，玩忽职守罪（第397条）。因此，前述各有关犯罪的罪过性质的确定也应按前述第4、6种罪过模式的罪过形式的确定方法进行。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所述的上述复合罪过形式犯罪，如果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为间接故意，那么我们几乎都可以从《刑法》中找到其他故意犯罪来定罪处刑，例如，对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持放任态度，就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刑。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关故意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较低。例如，《刑法》第186条第2款的违法发放贷款罪，它对基本危害结果（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心理态度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造成重大损失）为过失，这种犯罪的罪过形式应定为故意。假若行为人违法发放贷款时对加重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心理态度，则应以刑法分则的其他相关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其相关故意犯罪，或为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或第276条破坏生产经营罪，但是，这两者的法定最高刑（两者均为7年）都比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定最高刑（15年）要低。这一情况可按法条竞合处理，适用重法条第186条第二款的规定，按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处刑。

　　实践中还会出现在刑法分则中找不到相关的故意犯罪来定罪处罚的情况，例如，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对基本危害结果（侵犯国家对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管理制度）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过失，而滥用职权罪应确定为故意犯罪。假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态度，就应以刑法分则其他相关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据案情的不同，是可以找到相关的故意犯罪定罪处刑的，例如，有的可以定放火罪，有的可以定爆炸罪，有的可以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但是，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情况异常复杂，不同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方式千差万别，导致的危害结果多种多样，所以，在极个别情况下，对加重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心理态度的滥用职权犯罪在刑法分则是找不到其他相关故意犯罪来定罪处罚的。对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立法缺陷所导致的，为此，可以通过修改《刑法》，相应地提高有关故意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以及增设新罪的方法解决前述问题。

　　9、对第9种心理模式的分析

　　在第9种心理模式[即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而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即复合罪过）]的情况下，由于对加重危害结果的罪过形式（即复合罪过）和危害行为的结合时最能反映其实际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因此，这种模式的罪过形式只能按复合罪过形式认定。但是，由于复合罪过形式存在种种弊端，因此，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应杜绝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从现行刑法中也未发现有这种心理模式的犯罪。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就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而言，我国现行刑法主要存在前述第1、4、6种心理模式的犯罪，而不存在第7、8、9种心理模式犯罪，目前尚未发现有第2、3种心理模式的犯罪。今后，我国的刑事立法应杜绝第7、8、9种心理模式的犯罪（即复合罪过形式犯罪），为了平息人们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的争论，在今后的刑事立法中，刑法应不惜笔墨地明确规定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的罪过形式。对于现在有争议的各有关犯罪的罪过形式，应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规定，以便于司法机关更准确地适用法律。

　　注释：

　　（1）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页。

　　（2）李希慧、逄锦温《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评析》《法学家》2000年第2期，第76页。

　　（3）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页—57页

　　（4）储槐植、杨书文：《再论复合罪过形式》，《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32页—455页。

　　（5）参见李希慧、逄锦温《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评析》《法学家》2001年第2期，第76页。

　　（6）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57页。

　　（7）储槐植、杨书文：《再论复合罪过形式》，《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32页—455页。

　　（8）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181页。

　　（9）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名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4页。

　　（10）金泽刚《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6月，第10页。

　　（11）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5页。

　　（12）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页。

　　（13）高铭鍹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4）参见张兆松《滥用职权罪主观要件研讨》《政法论丛》，1998年第5期，第18页。

　　（15）参考张明楷《“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的提倡》、《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

作者：欧锦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