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弱势群体犯罪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凸现出的严重问题， 其内在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社会因素，是社会对其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法律保障的虚置所致。当弱势群体遭遇权利贫困危机且又无法解决时，基于寻求某种平等权的潜在特质，惟有用强势对抗——违法犯罪来彰显其弱势的社会人格的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构建一种公平、正义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以期对弱势群体进行强势扶助，来最大可能地预防和控制弱势群体犯罪。
【关键词】弱势群体、犯罪、防范

【正文】

农民工王斌余讨薪受辱，激愤之下连杀4人，被一审判决死刑，成为社会热点。舆论普遍对王斌余抱以同情，而是否应对其轻判，法学界激烈争论至今未平。王斌余悲剧的代表性在于，一个身处弱势群体之中的人，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实现自己的合理要求，终于酿成血案。透过这个孤立的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弱势群体犯罪之所以发生，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和心态失衡现状的忽视有直接关系。

一、弱势群体涵义之界定

“弱势群体”首次见于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为人代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关于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学术界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1] 第二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2] 第三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3] 笔者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基于自然、生理与社会原因而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处遇的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中“弱势”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物质相对贫困；二是竞争处于劣势地位；三是权利维护受阻。

弱势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个人或家庭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他们往往会在下列情况中的一种或几种当中有所表现。首先是能力弱势，缺少生活或生产的能力，甚至缺乏家庭的庇护。比如残疾人、精神病人、孤寡老人。其次，收入弱势，而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是非常可怕的。这类情况的覆盖面最广，如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第三，权利弱势，只承担了义务但无法公平地享受权利。像进城打工者，挖煤的农民工，三陪女等等，他们无法获得与城镇居民等同的社会权利，即便法律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利。最后是资源弱势，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同时，强势群体由于社会性原因亦可以转化为弱势群体，如维权受阻而导致家破人亡者。弱势和强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是弱势者要上升为强势者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个体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依赖于社会因素的配合。

二、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

1、个体因素

第一，对弱势的归因。虽然绝大多数人将弱势境遇归因为自身原因，但在普遍性方面更多的是归为社会或其他群体。弱势者对弱势的归因，会影响他们在发泄不满情绪时的具体对象，强化他们作出外罚性攻击时的自我合理化机制。尤其是将自己处于弱势的原因更多地归因为社会和其他群体时，容易引发反社会情绪的积累。第二，弱势的个体以何种人生观面对生活，采取什么方式摆脱弱势境遇，心态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同时抱有何种人生态度，也是产生越轨行为动机的调控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弱势境遇的波及范围差异对个体心态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家庭中如果仅有一个下岗工人，虽然会产生本人心理上的压力与焦虑，但其家庭单元尚可以满足其生存与生活需要，个人虽有强烈的紧迫感，但不会失去信心，尚有摆脱弱势的动力与能力。

如果一个家庭处于弱势境遇，就容易在巨大的压力下产生生存恐惧，处于一种无助的迷茫状态。弱势群体常常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家庭责任感使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在处于弱势时压力感更加明显。目前，城市困难家庭怕失业、怕生病、怕孩子失学已经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倘若此三项弱势因素同时出现，对一个家庭的严重打击是毋需赘言的。此外，受挫折的时间与强度会影响弱势者摆脱困境的决心与信心，并引起不同形式的挫折反应。对个体而言，处于弱势是一种挫折经历，而在摆脱弱势境遇如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挫折。弱势者的社会地位，也在客观上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遭受挫折，这对于他们已经十分脆弱的心理承受力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处于弱势的时间越长，摆脱弱势的希望越渺茫，越能激发个体否定的情绪唤醒，并在态度方面产生变化。遭受挫折的次数越多，强度越大，越会削弱自我调节机制的平衡作用，引发外罚性侵犯的动机与冲动。

2、社会因素

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除个体因素外，主要是社会性因素所致。因为作为弱势者，是不敢、不愿违法犯罪的，除非被逼上绝路。因此，探究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因素，更有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同时，也能审视出社会公平、正义的真实内涵以及法治的理念所在。

（一）用强势对抗维系弱势自尊

目前我国的犯罪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会对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障的漠视和缺失。弱势群体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当其权利被侵害尚不至于危及生存权时，其最可能的行为就是忍让、躲避。这恰恰迎合了强势群体的虚伪心理，他们以此考验弱势群体的权利缺失容忍度来换取他们的带有成就感的安逸。其实，这往往是弱势群体恶性犯罪的根源。弱势群体违法犯罪，说明其心理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惟有用最强势的“暴力”才能舒缓他们长期压抑的心理并平衡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社会地位。就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对生存权的关注远远大于任何因素，当其遭遇强势群体的过分欺压时，他们潜在的、原始的动物本能就是具有绝对抗衡性的强势。

追溯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根源，不难看出，是法治视野下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以及对法治精神的扭曲。法治社会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社会，其通过对公权力的确认、分配和制约来实现对公民人权和自由的有机保障，以期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法治的精神是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秩序，法治的价值是崇尚一种和谐、可持续性的发展状态。在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中，立法是通过民主集中的决议来确认和分配权利；司法是通过裁判来公平实现权利的分配；行政是通过司法来实现立法所分配的权利。而在这三个环节之中，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行政权的滥用，司法机关的徇私枉法，都会损害立法机关分配给弱势群体的权利，从而导致法治权威性的降低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被剥夺。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权利缺损归因于强势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或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如果某类弱势群体的人权长期得不到保障，又无有效的权利救济措施，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自然就会滋生社会不满情绪，在得不到合理宣泄的情况下就极易出现群体犯罪的现象。[4] 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法律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必将使法治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荡然无存。因此，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理应担负起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重任。弱势群体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应该得到法律的特殊关注和人权保障。法律以其强势的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自由、安全、人格尊严及其正当权利的行使，从本质上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状态，以此来体现法治社会的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这是法治驾驭社会可持续发展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我国宪法第33条第2、3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另外，《世界人权宣言》也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是平等的。”当然，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在社会财富、地位、身份上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在价值、尊严与权利上都是平等的。我们肯定人权的存在，就应该表现出对一切人平等的尊重和保护，而不管他处于什么位阶。“所有的人，不分贫富，不分自由人和奴隶，在人身和灵魂上都有同样的分量。”[5] 基于弱势群体的特殊性，法治社会更应该保障其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生存权。尽管国家制定了若干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确立弱势群体保护的优位性。但在具体的法律运行中，弱势群体的权利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甚至被置若罔闻。当危及到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时，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不难想象。

法治社会下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具体表现为某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关于弱势群体保护的消极性、对立性甚或视而不见。消极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敷衍以及对强势群体欺压行为的纵容，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形式性，即弱势群体虽胜诉，但实质上却败诉，因为程序上获得的公平、公正不能换取实体上的正义内容的真实再现，使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得不到胜诉效益的真正落实，胜诉只是一纸空文。对立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持有的“官本位”思想，即官领导民而不是服务民，其试图用一种强势的权力压制甚或打击弱势群体的合法、正当的权利的行使，以“平稳、安全”的秩序来换取上级机关对他们功绩的肯定和褒扬以及自身职务的升迁；另外，行政机关作为特别的强势主体，与强势群体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利益上的相互利用性，这就决定了妥协性的不可避免。同时，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采取一种不予受理的态度，其原因在于对强势群体的相对惧怕或者是其自身的徇私枉法、腐败行为，另一方面是弱势群体天生的脆弱性。视而不见表现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缺损的漠视及其对强势群体肆意行为的不闻不问，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社会的特殊现状以及行政体制与司法体制的不健全（如行政权的介入与规制、司法的成本等问题）。

综上所述，法治环境的不健全导致的弱势群体权利公力诉求的缺失与受阻，使得弱势群体惟有用最原始的私力自救。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在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加以信赖。”[7] 当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危及到生存权时，捍卫生命底线的行为只有“对抗”，而且是最有效的“暴力对抗”。惟有如此，才能使强势群体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渺小、可以忽略的。

弱势者用暴力对抗强势者的肆意欺压，来维系他们弱势的自尊。

（二）不公平的利益竞争、不平等的权利分配及其心理失衡因素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社会机制尚未建立甚或不健全，出现了诸多不公平现象，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贫富差距造成的巨大反差影响了群体之间社会地位、权利分配等的不平等并逐渐延伸到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不同阶层的利益群体。

社会的不公平竞争以及不平等的权利分配，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强势者运用权利的不平等带来的优惠政策以及强势者的天然本性聚集财富，这必然会损害到弱势者的利益。强势者利用弱势者廉价的劳动力使自己“一夜暴富”，或许这其中还有掠夺的成分。而弱势者的天然的本性决定了不可能走强势者的致富之路，或许他们只能以简单而原始的非法手段获取物质。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弱势群体为生存权而发生的违法犯罪就很容易想象。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犯罪学家指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阶级结构分化严重所引起的被剥夺感、挫折感、无助感、徒劳无功感、不公平感、痛恨感以及疏离感通常会引起严重的个人冲突，从而使犯罪增加。这些感受实际上为实施犯罪提供了“合理化”依据。弱势群体由于物质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竞争力的劣势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使其到了被社会遗忘的边沿。惟有其违法犯罪的影响性行为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也是弱势群体权利自救的最后途径。

另外，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曲解了公平、正义在弱势群体心目中的真实含义，一方面使其认识到权利的维护依靠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也为其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合理化”依据。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善于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真理，直到其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6] 国家公权力的异化，常常会招致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人民遂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因而“合法性”危机便应运而生。[12] 当权势群体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大肆贪污贿赂而很少受到惩罚甚或逍遥自在、平安无事时，弱势群体会因特别的不平等感而心理失衡，这种感觉越强烈，其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择手段地谋求“公平”。

弱势群体由于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与利益竞争的不公平导致其心理扭曲、失衡，而且这种反差越大，其爆发的强度也就越大。在很大程度上，弱势群体需求的往往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然而还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马斯洛认为，越是低级的基本需要，它的力量就会越强、潜力也就越大。如果不能满足它，人们将生活在一种不平衡状态中，而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当人们遇到一个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环境时，就会更加急切、更加强烈地获取。当弱势群体遇有一个适合自己欲求（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环境时，便会不顾一切的去攫取，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长期的失衡心理已经背离了自己认为的公平与公正，所以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也就自然的发生了。

（三）社会歧视性因素的恶性反应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则是特殊现象。因为存在的是大部分，而犯罪的却是小部分。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歧视是普遍的、广泛的、多领域的、多视角的。诸如身份歧视、就业歧视、教育歧视、待遇歧视、性别歧视等各种歧视现象，都是没有把弱势者当作同等价值和尊严的人看待。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拒绝，因而不能被融入到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中去，其任何行为和举措都会受到排斥。当弱势群体为生存欲融入主流社会而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时，由一个弱势者转变为犯罪者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只有当其生存权遭遇危机时才会产生，同时这也是强势者为何长期欺压弱势者的原因所在。弱势者在社会歧视的影响下产生犯罪，是有多种外在因素的驱使。

（1）挫折。弱势群体遭受挫折会使自己原有的求富心态和方式发生变化。例如农民工从一种乡土秩序进入城市秩序，求富的初始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违法犯罪是从不敢想，也不去想。然而就业的歧视与挫折使其淳朴的思想发生裂变，既然诚实劳动不能养活自己，那就有用犯罪的方式去致富。这样，既能养活自己，又能给社会歧视一种教训。

（2）利益。当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女大学生）被社会排挤时，因为其生理上的特殊性，促使其选择了最优化、最直接的生存方式。比如妇女可能选择色情行业或者拐卖人口，有些妇女可能因为自己是其中的受害者，而后又以此方法来报复别人。女大学生因为性别的原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因歧视造成的困境可能会使其生存方式发生变化。比如出卖色相、贩卖毒品以及一系列非法的和社会不允许的方式。

（3）尊严。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其个体尊严趋于缺失，并产生强烈的压抑感和报复心理。缓解这种郁闷状态的方式有两种：暴力对抗或强势者的妥协，后一种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强势者的妥协是以弱势者的斗争为前提的。一旦弱势者用暴力来对抗，那么对强势者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这尤以女性犯罪为代表。巫昌祯教授指出，“女性表现出的一些极端行为，一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受害太深、报复心理很强；二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长期处于无助状态，形成邻里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怪现象。”暴力对抗固然挽回了尊严，可是对自己来说，却失去了自由甚或生命。可是，选择暴力是他们维系生命自尊的唯一途径。

（4）诱惑。当弱势群体处于被主流社会歧视的困境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迷茫的状态，这样就容易受到社会亚文化特别是犯罪亚文化的引诱。因为亚文化对抗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恰恰迎合了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排斥的困惑心理。当弱势群体犯罪时，其罪责感因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已经淡化甚或荡然无存。

社会的反应影响了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使其权利的分配不公平、不公正，当其权利贫困而使生存权遭遇危机时，违法犯罪是在所难免的。

三、弱势群体犯罪的防范

弱势群体中的犯罪现象突出，确实是困扰全社会的现实问题。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治本之策，尚不是乱世用重典可以解决的。我们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任重道远，只有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与分配机制，使弱势者摆脱困境，解决他们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才有可能对该群体中突出的犯罪现象进行控制。

弱势群体犯罪是社会权利分配的不公正以及对弱势群体人权法律保障的虚置所致。因此，构建一种公平、公正、正义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来对弱势群体进行强势关怀和扶助，成为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呼唤。

（一）加强立法机制，消除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歧视。

法的价值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规制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具体以什么形式表现法的公正性，则要由法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价值形式决定。经济发展倡导平等的、公开的竞争模式，同理，法的制定也须遵循此原则。国家加强立法机制，解决弱势群体受社会歧视的问题，使其人权保障以法的形式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文明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立法过程。柏拉图认为，我们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让公民在尽可能相互友好的环境中过最幸福的生活。改革城乡二元格局、户籍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服务措施，健全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制度等，都是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法律确认。另外，对于歧视弱势群体的行为和规定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剔除，并对具体的个人和单位予以相应的惩罚，真正实现法的公正价值。

（二）提高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力度，并给以特别的待遇。

弱势群体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应予以特别的关照。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对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应从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来考虑，不能因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而有任何的偏见，更不能因自身的腐败而使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虚置。另外，行政机关在执行国家立法的同时，一方面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各项保障，使其权利的行使得到合理延展；另一方面加强对欺压弱势群体的行为和个人予以强行的抑制，从而使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三）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体系，并建立国家先行给付制度。

要实现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实质平等”，使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目标得以实现，就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探究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灵活、有效的司法途径。不但使司法运作过程简捷、高效、低成本，而且可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立案救助。当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就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的请求，行使其诉讼权。（2）公益诉讼。要求律师每年为弱势群体无偿代理一定的案件。（3）扩大诉讼费用减、缓、免的范围。针对弱势群体不同的经济状况，给予适当的优待。（4）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实行口头立案方式。在弱势群体因文化程度、身体残疾等原因不能写诉状而采用口头立案方式，能够方便其诉讼。另外，当弱势群体胜诉之后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逃逸或其他原因而无法赔偿时，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先行给付一部分或全部，使弱势群体切实感受到国家特别的生存关怀。

（四）弱势群体因为处于弱势，容易产生心理失衡，这时可能会采用犯罪的手段来实现心理的平衡，犯罪率会更高，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怀和帮助。

也许经济收入上的差距不可避免，收入的高低永远是相对的，但是给弱势群体足够的尊重非常重要，比如在日常生活中，能给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尊重温暖的笑脸，当他们感觉到尊重的时候，心里不会有仇恨。而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人之所以容易犯罪，就在于不能被接纳，我们需要对待所有的人都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让不同社会群体实现一个相互宽容的过程。

我们需要认识到，弱势群体的出现更多的是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矛盾的产物，全社会都有责任。强势人群对弱势群体的帮助，不是一种怜悯而是一种责任，既是利他主义，更多的是利己主义，帮助他们也是在帮助自己。 
 
【参考文献】：

[1] 陈成文.社会弱者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5.

[2] 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J].前线，2001,(5).

[3] 郑杭生.走上更公正的社会[J].www.china.org.cn.

[4] 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J].社会保障制度，2002,(6):61.

[5] 李彩虹.法治社会下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保障分析[J].理论月刊，2005,(1):115.

[1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51.

作者：莫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