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身处办案第一线的检察官，尤为重视办案责任问题。法律的规定往往抽象而不明确，个案纷繁复杂、又难有一定之规，这就导致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要对法律作出自己的理解，以决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和刑罚的标准。同时，对于法律文本又见仁见智，多有分歧。当案件经各种渠道进入“问题”领域的时候，责任如何划分就成了检察官最为头疼的问题。新闻媒体不时传出的“替罪羊”论，就反映了一种观点，也说明司法实践中案件责任划分还存在一些问题，既有机关和机关之间的问题，也有机关和个人之间的问题，还有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问题。

马克思有句名言：“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问题是权利和义务的边界何在，谁来划分权利和义务的范围，权利和义务一边倒又将如何？不排除一部尽情合理的法律在实施中异化情况的存在，而且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当公民面临一种急需法律保护的境遇时，如果没有法律规定，会求救无门，得不到法律保障；如果有规定而在实践中异化时，可能会损失更多，徒增更多的哀痛。

私下交流时，很多办案检察官对于案件责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担忧。因为，种种上级“批示”、“指示”和“指导”多是口头传达，并无书面文字。万一将来案件发生问题，连说清问题，证明真实情况的证据都没有。并且，因为待遇调整、职级和职务晋升等都在本单位，这些隐性的决定要素会让很多检察官道理不能说、不敢说，哑巴吃黄连般苦涩，只能寄希望于千万不要领取到那些可能会发生问题的案件而已。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9月印发施行了《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高检发[2007]12号），试图在检察机关内部解决办案责任划分的问题。根据该条例规定，执法过错是指“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故意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或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案件实体错误、程序违法以及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行为。” 包括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等十种情形，以及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放弃履行职责等九种情形。承担责任的方式有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和刑事处理等。并规定了检察人员个人过错、共同过错，以及检察人员与主管人员之间过错划分的几种具体情形。同时，还规定了检察人员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或者有关法律、纪律规定免予追究或者不予追究的，执法办案活动中虽有错误发生，也不追究检察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

应当说，该条例规定的内容已经十分完备，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成为检察官权益保障的破冰之旅，是否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是否能够成为办案检察官的“尚方宝剑”，还有待实践检验。
 
【作者简介】
张洪宇，男，1982年生，黑龙江省兰西县人，清华大学法学硕士，现任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