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光明网-法院频道

发现自己的配偶红杏出墙，需要什么证据才能确定对方重婚？昨天，海淀法院立案庭发布调研报告称，被害人自诉的重婚犯罪案件中，大部分因证据不足而撤诉。为此，法官提醒被害人，应注意搜集负心人的新结婚证、私生子出生证明等3类证据。
　　海淀法院颜君法官说，从2000年至今，该院共受理重婚罪刑事案件36起，其中由被害人提起自诉的案件16起，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20起。但统计发现，公诉案件均以判决被告人有罪的方式结案，而自诉案件大多以撤诉方式结案。
　　其中，除1起具有重复领取结婚证情节的被告人被判处重婚罪、2起移送公安机关继续调查外，其余案件均以自诉人撤诉方式结案。
　　这些撤诉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是在法官的调解下，与被告人达成了和解或调解协议，通过经济补偿、道歉等方式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其余的很大一部分，则是由于自诉人的调查取证能力不强，难以获取充分的有罪证据，而因证据不足或其他程序性原因撤诉。
　　据颜君介绍，该院今年接待的数起重婚案件中，仅有一例符合立案条件——自诉人赵女士称，她和丈夫宋先生1989年结婚，并育有子女。2005年房子遇到拆迁，得到拆迁款800多万元，宋先生携带这笔夫妻共有财产离家出走。赵女士多方打听，通过一朋友打听到，宋先生原来是与家里的保姆私奔了，现两人正以夫妻名义同居并育有两子。认为丈夫已经构成了重婚罪，赵女士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
　　为追究宋先生和第三者的刑事责任，她从医院查到丈夫陪伴第三者生小孩时的就诊资料，从居委会查出了丈夫与他人同居的地址和人口普查登记情况等资料。依靠这些证据，赵女士状告负心人的立案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
　　法官提醒应提前搜集三类证据
　　海淀法院调研发现，重婚罪的自诉人处于弱势地位，只能单方面地陈述案情，或仅能提供配偶与他人所生小孩的照片以及亲戚朋友的只言片语。
　　为此，该院建议,被害人在起诉前应注意搜集负心人的新结婚证、私生子的出生证明、亲戚朋友的证言等三类证据，作为指控负心人犯有重婚罪的证据。同时，提起这类自诉的目的是惩戒被告人，一般不能在经济及精神损失方面获得补偿，当事人有这方面请求，还需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记者王秋实)
海淀法院调研发现重婚罪中自诉案件撤诉者居多
作者：颜君 发布时间：2011-03-01

北京晚报讯（通讯员颜君）海淀法院立案庭经过调研发现，10年来法院受理的重婚罪自诉案件，约有8成以上的自诉人以撤诉方式结案。
　　海淀法院调研结果显示，自2000年至今，该院共受理重婚罪刑事案件36起，其中由被害人提起自诉的案件16起。这些自诉案件中，除1起具有重复领证情节的被告人被判处重婚罪，2起移送公安机关，其余案件均以自诉人撤诉方式结案。
　　据介绍，自诉人撤诉案件所占比重较大，一是由于通过法官组织调解，被告人通过经济补偿、道歉等方式取得被害人谅解；二是由于自诉人作为普通公民，调查取证能力不强，难以获取充分的有罪证据。
　　立案庭法官在接待重婚罪自诉人的过程中发现，重婚罪自诉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只能单方面地陈述案情，而难以提供有力的有罪证据。在法律要求重婚罪为“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下，今年接待的数起重婚案件中，仅有一例符合立案条件。
　　在该案中，自诉人赵女士诉称，她与其夫宋某于1989年结婚并育有子女，2005年遇拆迁，其夫携他们夫妻共同财产拆迁款800多万元离家出走。后赵女士通过一朋友打听到其丈夫系与家里保姆私奔，现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同居并育有两子。
　　赵女士为了追究宋某及第三者的刑事责任，通过各种努力，从医院查出其丈夫陪伴第三者生小孩时的就诊资料，从居委会查出他们同居的地址及人口普查登记情况。
　　但与赵女士相比，大多数来法院提起重婚罪自诉的受害人却很难做到这一步，往往仅能提供被告人与他人所生小孩的照片，或亲戚朋友的只言片语。但仅就这些有限的证据，有的也只能提供线索，需要法院介入才有权调取。
　　在此，海淀法院立案庭法官对重婚罪的被害人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是被害人在起诉前注意搜集结婚证、出生证明等物证以及亲戚朋友的证言，作为犯罪事实的证据。其次，要区别刑事案件与离婚案件中的民事赔偿，提起刑事案件诉讼的目的是惩戒被告人，但往往不能在经济及精神损失方面予以补偿。





自2000年至今，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共受理重婚罪刑事案件36起，其中由被害人提起自诉的案件16起，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20起。通过统计发现，重婚罪自诉案件多以撤诉方式结案。与公诉案件均以被告人有罪判决方式结案相比，自诉案件中，除1起具有重复领证情节的被告人被判处重婚罪，2起移送公安机关，其余案件均以自诉人撤诉方式结案：其中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的5件，其余均因原告证据不足或其他程序性原因由自诉人撤诉。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撤诉案件所占比重较大，一是由于通过法官组织调解，被告人通过经济补偿、道歉等方式取得被害人谅解；二是由于自诉人作为普通公民，调查取证能力不强，难以获取充分的有罪证据。

海淀法院立案庭在调研重婚罪自诉人的过程中发现，重婚罪自诉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只能单方面地陈述案情，而难以提供有力的有罪证据。在法律要求重婚罪为“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下，今年接待的数起重婚案件中，仅有一例符合立案条件。在该案中，自诉人赵女士诉称，她与其夫宋某于1989年结婚并育有子女，2005年遇拆迁，其夫携他们夫妻共同财产拆迁款800多万元离家出走。后赵女士通过一朋友打听到其丈夫系与家里保姆私奔，现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同居并育有两子。赵女士在提起刑事自诉过程中，为了追究宋某及第三者的刑事责任，她通过各种努力四处打听，从医院查出其丈夫陪伴第三者生小孩时的就诊资料，从居委会查出他们同居的地址及人口普查登记情况。但仅就这些有限的证据，有的也只能提供线索，需要法院介入才有权调取。然而，相较赵女士来说，大多数来法院提起重婚罪自诉的受害人却很难做到这一步，往往仅能提供被告人与他人所生小孩的照片，或亲戚朋友的只言片语。

针对重婚罪的被害人海淀法院立案庭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一是被害人在起诉前注意搜集结婚证、出生证明等物证以及亲戚朋友的证言，作为犯罪事实的证据；二是区别刑事案件与离婚案件中民事赔偿，提起刑事案件诉讼的目的是惩戒被告人，但往往不能在经济补偿及精神损失方面予以补偿。同时，立案庭建议公安户籍管理部门与民政部门联网，及时更改婚姻状况信息，杜绝重复登记的行为；建议有关部门严厉打击伪造结婚证、户口本、军官证等证件的违法犯罪行为，避免给犯罪分子骗婚制造机会。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