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技术的本质是控制，技术通过精心算计的时间分割和空间变换，达到了资本所要求的高效率，从而越来越成为控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凭借资本的力量，依托科学，重构了人的生活世界，并以现代化的名义向全球扩展，最终导致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

    [关键词]技术控制 资本 时空重构

    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表达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强烈愿望，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即技术全面控制时代的来临。这个过程改变人类社会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当福柯宣告“知识就是权力”的时候，人们已无意对此作出任何反驳。

    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中深刻地指出，人们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追求，首先来自发财的欲望而不是求知的欲望。技术与利润的“有机结合”先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在今天，购买学者、技师和仪器不是为了掌握真理，而是为了增加力量” [1].这个力量即控制的力量，它表现为追逐更多的利润，其后果是对人和自然更大程度的控制。但技术控制的力量来源于何处？

    1　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控制

    （1）技术本质是控制　海德格尔相信，当柏拉图开始用理念试图去把握自然呈现出来的事物时，已经表明出一种控制的趋向。存在为存在者所取代。随着形而上学的开始，人也被赋予用理念来识见事物、进行思考的能力，有了把他的知识当做控制和设计他所面对的世界（包括他自己）的工具的可能。这种控制和设计，是现代技术最显著的特征。海德格尔说：“解蔽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术。……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2]现代技术在促逼的意义上摆置自然。这种促逼的要求被海德格尔命名为座架（Ge-stell）。海德格尔认为“座架”是技术的本质，它限定、强求。事物和自然物被从物质存在、对象性、可统治性、功能等方向上被限定，被定位，从而强求某种东西进入一种非自然状态，达到对技术需要来说是合适的内容。如水电厂被置于莱茵河水流之中，它把莱茵河水限定为水压，使水流的意义在于发电上。这样，技术就以一种强力统治的方式，使事物放弃其真正的存在，被迫变成单纯的物质性和功能性的存在。

    故技术最本质的特征体现了它的控制和统治这一方面。技术统治的对象最初是自然物，但随后把人也纳入其统治的对象之中。如果说培根要求人们顺从自然，只体现了对自然控制的单纯意愿的话，那随后而来的工业革命，不仅使自然物被分割，而且人也被分割、组织起来，成为生产线上的固定工具。全面发展的人被技术分工分裂为机器系统中的一个个可替换的零件。而按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官僚体制，是一种更加精致的统治机制，它使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一个无可逃避的“现代化的铁笼”（韦伯语）之中。

    （2）技术控制的合法性　但是，技术作为一种控制的力量，在其产生之初就受到怀疑。在希腊人那里，“科学”是指来自人类心灵的理性的直接把握的一种知识，它是自然秩序的流露。希腊科学体现了学者理性的智慧的自然流露，但工匠的技艺，由于是一种非自然的“人工”活动，往往超越其界限，因而其正当性却受到怀疑：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希腊神话，就表达了对技术正当性的怀疑。普罗米修斯把火从众神那里偷来，并教会人们如何使用这个礼物（技术），但这个礼物却具有某种意义的不正当性。它导致了神界与人间力量的不平衡，这无可逃避地要受到复仇女神的报复，以恢复自然的秩序。而且，希腊人对技术的使用也是小心翼翼的，达代罗斯的悲剧就在于他的儿子忘记了使用技术的界限，飞得太高，让太阳融化粘羽毛的蜡，从而摔到海中淹死。这些神话无疑是对使用人工制品的警告。

    亚里士多德对工匠技艺的鄙薄就在于技术制成品的“不自然”，因为它不具备“自我运动”的能力，即它是依附于外在目的的，而我们很难保证这种外在目的总是善的。无独有偶，技术的合法性在古代中国也受到怀疑，《庄子》中老叟对“机心”的担忧，使得他宁愿抱瓮汲水而不是借助机械的桔槔。因此，不解决技术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技术就永远得不到学者的同情和关心，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

    技术控制的合法性在希腊传统中受到质疑，但在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得到肯定。基督教认为，对自然界的支配与控制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只是由于人类祖先的堕落，人们丧失了这部分权力。在培根看来，宗教与科学进行着共同的努力，即补偿被逐出伊甸园所受到的伤害：“人由于堕落而同时失去了其清白和对创造物的统治。不过所失去的这两方面在此生都可能部分地恢复，前者依靠宗教和信仰，后者靠技艺科学”[3].认识到这一点对现代科学的产生非常重要，因为宗教与科学的和解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对基督徒来说，“得救” 是尘世生活惟一的目标，如果对自然的研究不会威胁到上帝的权威和对神的信仰，相反还能够增加上帝的荣耀，那还有什么必要去阻止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呢？对清教徒来说，技艺和科学，都不过是人类得救的手段和途径，因此，运用技术实现社会功利的目标具有了宗教上的合法性。

    （3）资本与技术控制　清教徒的社会功利主义被韦伯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莫大的关联，而默顿发现这种社会功利主义，有助于科学的兴盛。而我们发现，由于资本的参与，技术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特征：效率成为技术追求的首要目标。在资本参与技术生产之前，传统的技艺多是对自然小心翼翼的模仿和有限度的利用，工匠并不干涉自然的进程，如同风车听任风的吹拂而不强制开发风的能量。但是资本参与技术过程之后，满足资本增殖的要求成为技术的第一目标。实际上，技术的高效率实现了资本对效益的追求，而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技术进步掩盖不了资本支配的特征。因此，在资本参与的技术过程中，高效率实质就是高效益。为了达到资本所要求的高效益，技术是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分割与重构，完成了对自然和社会的重新设计，而这种重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从而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完全被控制、被摆置。

    当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后，传统技艺就被现代技术所取代了：工人不需要经过长期的学徒训练，也不需要参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而仅仅是限定于某一个生产工序，因而他并不能像传统工匠那样在生产过程中拥有创造的乐趣，而仅仅是从属于技术系统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技术系统中，最具生活意义的个人经验，被资本以效率最大化的名义，分解为枯燥、单调的动作，从而使人附属于这个系统。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工场手工业取代行会作坊在技术上并没有多大改善，改变的只是资本的雇佣关系：具体劳动为资本（抽象劳动）所代替。手工工匠经过长期积累的、引以为傲的技术经验（具体劳动）不再重要，相反，他们被迫聚集在工场里，受抽象劳动（资本）的支配，听从工场主的安排，领取一定的报酬，同时丧失了对自己技术产品的支配权。所谓的资本，就是对别人劳动的支配权。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资本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大工业采用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进一步延续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技术分工，同时引入机器。

    机器的引入是传统技艺向现代技术发展上重要的一步。在机器引入之前手工工具不过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之后人却成为机械装置的一部分。机器并不是单纯的中立存在物，它的使用具有资本的特征，也就是就说，在大工业中，资本的控制取代了人的技术经验，成为支配性的原则。而原先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分工（等级）被工厂的自然差别分工所代替：“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4]这样就使工人依赖于整个技术系统，从而依赖于资本。

    2　技术控制的实现方式：时空重构

    如何能够满足资本的要求，达到资本所期望的高效益（最少投入，最大产出）？现代技术系统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分割、重组，达到了其对效率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控制本质充分显现出来。技术不仅控制了自然，而且把人也作为控制的对象，一并纳入到技术系统之中，完成其对自然和人的全面控制。

    （1）时间体现为一种控制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谈到了有两种时间：一种是生命的时间，一种是物理的时间。由于物理的机械时间的侵入，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本真存在状态，从而使我们的生命被分割，沦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进而丧失生命存在的意义。事实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因为时间被意识到而被打断。机械钟的出现，最初就体现了一种控制。

    时间在传统教会体现了一种消极的控制，教堂的钟声原先是为了引导信徒按时祈祷，防止人们因放纵而放弃对精神的修行；而在新教徒那里，由于时间被认为是上帝计算，由世人付出的，因此浪费时间既是一种道德犯罪又是一种经济欺诈，所以强化的时间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纪律（descipline）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机制，通过对时间的强化使用，通过对每一短暂时刻的精心安排，人们就能达到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这种精心安排的尘世工作能够极大增加作为社会财富的“上帝的荣耀”，因此虚度光阴便是丧失为上帝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这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当获取社会财富具有道德合法性并成为新教徒正当的目标时，如何高效地利用时间，实现财富的增殖，成为人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对时间的分割（时间表），体现了资本增殖的意愿。

    （2）重构时间节奏　要有效地利用时间，就要打破数千年来人们在田园生活中形成的生命时间概念。人们按照自然的节律行事，春种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时间表不可能在农民那里，必须把农民从土地上隔离，把他们放逐到陌生的城市，让其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这样人们才会甘心服从这个时间表。一天的时间被精确地划分为24等份，在这一天中，什么时候该做工，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间属于工厂，什么时间属于自己，都被规定得明明白白。对于时间这样的区分，进入城市的工人逐渐被驯服得心甘情愿。早期工人对时间的抗议，不是对时间表本身，而是对精确时钟的迫切要求，因为早期不良资本家常常在时间上作弊，通过延长工时并故意以迟到的方式克扣工人工资。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对时间的精心算计。工人的劳动时间首先被精心地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支付工资以养活工人及其家庭，并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所需之最低限度的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是利润，是资本增值的部分，是可以用来支配更多劳动力的部分。因此，资本引入机器的目标，不是减轻工人的劳动负担，而是为了榨取更多剩余时间。同样，采用新的精心构造的时间表，来规定人们的节奏、安排日常活动、调节重复周期，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对效率的追求。

    精心算计的时间表很快出现在学校、军队、工厂和医院中[5].人们日复一日地按照同样的节奏，安排工作与生活，以至时间观念也渗入到肉体之中。人体的姿势也按时间严格执行，这一点在军队的队列训练中表现出来。随着人的动作被预先规定好了，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通过时间节奏的强制，肉体被驯服了：这种肉体可以接纳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骤、内在条件和结构因素的操作。而个人的能力，也根据其在这个控制过程能够满足被操纵的需要而得到界定、评估和购买。正如早期的工厂及随后福特的生产线所宣称的，工厂并不需要完整的人，他们不过是雇佣了一些“手”、“脚”而已。这一点正是通过对人的空间分割完成的。

    （3）空间重构肉体　随着人的生命被时间所分割、被规定，人的空间也被分割了。人的空间分割表现为肉体的驯服。福柯发现，之所以能够使肉体驯服，首先就在于使用一个封闭的空间，这种自我封闭的场所，能够最大限度保证纪律（节奏）的形成，如修道院、工场、学校和监狱。其次，通过对空间的细致划分，以使每一个人都对应于特定的位置，从而隔断他与其他人的联系，并可据以评估和有效控制，这是现代社会的岗位和职能意识的前身。第三，这种相对固定的空间因为知识或能力的等级关系而流动，人们通过变动在由间隔序列划分的空间中替换位置。这种复杂的分割与流动的序列保证了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样，每一个独立的、具有无限意义的生命个体变成了特定岗位上可替换的“操作工”，他的动作被机器所规定而不是规定机器。他成为整个技术系统的一个可替代部分。

    实际上，对人的时间与空间的分割之所以能够完成，是通过技术分工达到的，且技术分工又加强了这种对时间与空间的分割。

    人的空间分割始于人与大地的疏离。如果说早先逃到城市的手工工匠是自愿的话，那么由于资本的扩张，诗意地栖居在土地上的农民，现在被迫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单纯出卖劳动力的无根的存在。在农村里，农民的农舍与其耕作的土地紧密相依，他得细心照料土地的生产，他的生活与工作是同一的。但在城市中，由于技术分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完全被分隔开，一切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被重新安置：首先是生活区域与工作区域的分离；其次是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再次是根据其拥有的技能和社会资源被划分为不同社会阶层，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4）被限定的自然　在人被重构的同时，自然界也被技术所限定和分割：一切都以对资本的有用性重新加以估价。“资源”的概念体现了资本的偏好，这表明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何等的狭隘。当我们不再把我们栖居的地球看成是上帝交付我们看护的家园，既然自然界是一种有无穷“资源”的宝库，那么恣意分割和摆置自然就没有道德上的困难。可悲的是，我们把对自然的改变看成是人类主体能力的实现。在 “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被祛魅化，浪漫主义的充满诗意的自然界变成冷冰冰的存在者，它丧失了自身的价值，成为技术摆置和控制的对象，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是多么的可怕，当海德格尔从电视中看到从月球上拍摄到的地球照片时，就感到非常震惊和恐惧。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出：“……我们并不需要什么原子弹，人类已经被连根拨起。惟一留下的是纯技术的关系。这不再是人能生活的地球了。”[6]对自然的重构和控制，实际上就是对人自身的重构和控制。当人类赖以生活的大地被摆置、被设计时，人类也丧失了根基，成为无根的存在了。

    3　科学在技术控制中的作用

    最后我们来看看科学在技术实现控制中所扮演的角色。科学为什么有助于技术控制的实现？

    （1）近代科学为技术的全面控制提供了理论根据　牛顿以来的近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于控制的机械的世界图景。空间被等同于几何学王国，时间被等同于数的连续性。“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坚硬、冷漠、五色、无声的死寂的世界；是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按照力学规律可以从数学上加以计算的运动的世界。” [7]人是这个庞大数学体系不相干的渺小旁观者。在这个世界中，人被排除在外，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物，甚至这个存在物也可以被量化为质点。这样，近代科学为技术的全面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在绝对时空坐标内的严格决定的因果关系，可以通过精心的数学计算加以掌控。拉普拉斯决定论表达了近代科学的自信。这种自信为资本进行技术控制提供了条件：不仅自然界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人体甚至人的精神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医学解剖中，人体如同一架机器，被细致地分解、重组，“人是机器”的宣言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现代的基因分析和重组技术更强化了这一信念。对于人的精神，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考察了把人特定的精神状态纳入医学研究的过程，指出对非理性激情的禁闭隔离，实际是以理性秩序的名义压制一切非理性行为。这种控制权力因为自然科学的成功而加强。

    （2）科学研究为技术控制提供示范　现代科学也对自然和人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分割与重组。科学的成功强化了这种分割与重组的合法性。

    科学首先要做的是对世界的空间分割。海德格尔发现，“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因而必然是具体科学。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的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8].对世界的空间分割就体现为科学的专业化：专业化的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研究各自关心的领域，而根本不考虑其他领域的内容。随着科学专业化的发展，世界也因而分离成不同的世界图像。其次，在专业学科中，对空间的分离在实验室的操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人们建立独立的实验场所，区别于其他空间，同时精心地从大量现象中分离出需要观察的对象，然后在极度简化的实验环境中，予以控制性的变量，试图观察有限变量条件下的实验对象状态的改变。因此，科学研究，首先是对自然和人的空间分离，然后是时间上的重组。例如对科学发现的可重复性要求表现了对自然时间的漠视。例如温室可以改变自然的时间节奏，再如原始大气模拟实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演地球大气数百万年的缓慢演化。同时，科学发现的可重复性要求（即按一定程序，严格地依据一定操作方式，得到绝对一致的结果）强化了对自然的控制。胡塞尔发现，我们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纯化了的自然，是脱离了生活世界的极其理想化的抽象，这导致了控制的有效性。

    事实上，科学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分割与重组，达到了其极其单一的目标：对规律的发现。我们把这看成是理性的胜利。殊不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身。启蒙的胜利，实际上是启蒙的暴政。我们以理性的名义，去控制自然界，同时也控制了人自身。启蒙以来的理性，实际上导致了一种全面的控制，一种全面的统治。

    （3）科研成果加强了技术控制的力量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科学开始卷入到技术生产中，主动为提高技术系统的效率而提供知识上的支持。科学的这种功能为资本所熟知并得到资本的大力资助。资本家不仅求助于科学家帮助解决技术生产难题，而且还有意识地通过资助科学研究，期望获得的成果能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回报。这种科学—资本—技术的关联通过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得以强化。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它“试图在自然。的理性秩序中体察出作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寻找一种美好生活的标准，以及人们不受惩罚地超越的界限”[9].这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可是在现代性社会中，随着资本参与到技术的进程，科学也被纳入到技术系统之中。科学研究失去其内在价值，不再是“为知识而知识”，科学首先被假定有助于改进技术并因而最终改善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从而得到资本的资助。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选题很少不受到资助者意愿的限制，而科研成果的专利化策略，体现了资本对增殖的渴望。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强化了技术控制的能力。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在资本的支配下共同完成了对人类社会的控制。

    参考文献

    [1]　利奥塔。后现代知识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北京：三联书店，1997.96.

    [2]　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6.932.

    [3]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44.

    [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62. [5]　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169-171.

    [6]　Simon Cooper.Technoclnlture and Critiacl Theory[M].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2.23.

    [7]　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2.

    [8]　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9.

    [9]　冯·赖特。知识之树[M].北京：三联书店，2003.4.

 何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