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便审现状的几点认识
发布日期：2004-05-12 文章来源： 互联网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便审是指人民法院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被告人认可指控的罪名和主要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对应当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简化部分程序的一种审判方式。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各地法院陆续推行了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便审模式。该程序的适用在缓解司法资源不足与案件数量大的矛盾方面，在进一步拓展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方面均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该模式是在不断探索中实行的，故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适用该简便审模式，更加准确地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主题，有必要总结现有实践经验和不足，联系法律理论对简易审模式作出改进。
一、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便审的适用现状
普通程序简便审是在改革现行审判方式的大背景下提出和适用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审理模式在适用中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
1、案件类型适用不够规范。
在普通程序简便审的适用过程中，一般都能注意被告人是否承认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主要事实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的公正性。但一些公诉机关、人民法院在适用中忽视了其它应当充分注意的方面，如罪状适用范围不规范。在实践中，目前存在片面追求简便审的高数量的现象。从出发点来看，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诉讼效率，这一愿望本无可非议，但却忽视了刑事诉讼法律对适用简易审理方式的立法要义。刑事诉讼活动的本质要求是既要维护实体公正，又要保障程序公正。而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相比较，实体公正是重中之重。而对于那些犯罪性质较严重，社会危害较大的，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及共同犯罪案件，从司法公正的原则出发，则不宜适用该简便审理方式。我们认为，对该简便审理方式的适用，应限制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等几类罪状中。因为这几类犯罪的指控相对较易收集证据，案件质量较易保证。另外，考虑到目前我国普通程序的普通审理仍具有某种简易化特征（如证人出庭率很低，质证不足等），审理时间也较短，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案件的审理采用普通审理方式更为适当。从可操作性看，这一范围确定，将简易审基本限制在基层检、法两院的受案范围，也便于操作以及上级法院的指导。
2、被告人适用范围不规范。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为保障公正审判，对诸如未成年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辨别或表达能力受到限制的人均给予了较充分的救济保护，以弥补被告人自身能力的不足。但在我们的简便审活动中，有些审判人员对被告人不加区分地一概适用，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我们认为，对这类案件仍应适用普通程序。因为这类被告人不能充分准确地表达自己对犯罪的处分意愿。如果对这类被告人适用简便审模式，就不能充分体现刑事诉讼法律对这类被告人给予司法救济的基本精神。
3、启动程序不规范。
对于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便审方式的启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不同的观点和操作程序。有观点认为，对于刑事普通程序简便审方式的启动，“检察机关对此项审理方式具有建议权，但决定权在法院”。其理由是：“检察机关无权提前启动审判程序”及“由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前征求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意见，显然于法无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对普通程序简便审方式的适用，在“开庭前，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提出；开庭时，应当征求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意见，但不能由人民法院主动提出。”其理由是：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只是对案件进行形式审查，不可能正确全面地把握案件的审查以及被告人是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的情况。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强调了法院的“决定权”。后一种观点强调了控辩双方的“协议权”。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能全面准确地贯彻刑事诉讼法律司法公正的精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该规定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职责作出了明确的分工。该规定使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了保证。故仅强调“决定权”或“协议权”则忽视了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相互制约机制，影响了司法机关司法权的正确行使。笔者认为，对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启动，应当实行“合议”原则。即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无论哪一方提出适用意见，两方均应在对案件进行“预审”的前提下，形成合议才能适用。适用“合议”原则，既体现了法院对审判程序的“决定权”，又保障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4、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不完全。
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是公正原则。该原则包含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原则。在诉讼阶段，被告人（特别是被羁押的被告人）因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自我救助的能力相对较弱。为了展现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充分实现刑事诉讼法律中保护被告人权利和惩罚犯罪的目的，在适用普通程序简便审时，应保证被告人权利的完全实现。在简便审的适用实践中，存在轻视被告人辩护权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辩护人介入时间滞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款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自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该规定禁止律师等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即剥夺了被羁押人的被救助权。如此，被羁押人就有可能在威胁、利诱、欺骗的情况下作出供述和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便审。一旦案件到了审判阶段，被告人就极有可能翻供，以至影响简便程序的适用效果。
5、当庭宣判率不高。
普通程序简便审适用的前提就是案件事实简单、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这类案件经开庭审理后，均应当庭宣判。这样操作，既实现了“先审后判”原则，又保证了审判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树立人民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但在普通程序简便审的实践中，还普遍存在定期宣判现象，它反映出审判人员业务素质不够高及存在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的思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当庭宣判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我们理解该条款对“当庭宣判”的立法本意为，对案件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程序的当日即应对案件作出宣判。如此，才有利于提高庭审效果，增强案件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度。
二、改进普通程序简便审的原则
普通程序简便审的推行，对推动审判方式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缓解了司法资源不足及浪费现象。但由于对该程序的理论探讨还在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的不足。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适用该简便审，应当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公正与效率并重原则。
适用普通程序简便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及时惩治犯罪，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效率的提高不能影响案件审理的公正性。简便审方式的适用不应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案件的简化审理应当保证诉讼参与人法定诉讼权利的实现。在适用中，讯问、举证、质证等环节可以简化，但辩论环节不能简化，因为简便审方式仍应适用普通程序的相关规定，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让控辩双方进行充分的辩论，才能有效保障诉讼的公正性。另外，刑事诉讼法并未允许对被告人处罚可以进行诉辩交易，如果因被告人承认指控的罪名就承诺从轻或减轻处罚，既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又影响到国家刑罚权的正确实施，也不利于国家公正秩序的稳定实现。当然，任何改革的进行和探索，都可能存在与现行法律规定发生冲突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改进现状的追求。在保证公正司法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能因为改革措施可能与既有的法律规定或价值取向有相悖之处而因循守旧，止步不前，这种明哲保身的私虑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2、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
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从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之日起，其正常人权利即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为了保证案件公正处理，实现刑事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的诉讼目标，刑事诉讼法律赋与了被告人相应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在适用普通程序简便审方式过程中，该类权利的全面贯彻尤显重要。因为它是实现“被告人不能自证其罪”原则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保障被告人人身权利及诉讼权利提供了理论根据。即在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有罪之前，被告人应当享有除一定程度人身受限制外的一切合法权利。简便审方式可以简化某些诉讼环节，但对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却应当与普通程序一样严格执行到位。如辩护权、回避申请权、提供证据权等。同时，简便审方式虽然仍属普通程序，但因诉讼程序的简化，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因辩护权不同程度的放弃而侵犯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可能，故在起动该方式时，应当征得被告人的同意。不然，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异议，合议庭将不得不恢复普通审理程序。
3、平等展示证据原则。
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是当前诉讼活动中证据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这一制度的建立对节约司法资源，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提高诉讼效率均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展示没有制定相关的规定，仍实行“移送证据目录”制度。而实行这种制度的后果是，控辩双方为维护各自的利益竞相搏杀，吹毛求疵，甚至完全不顾控辩双方追求案情真实的诉讼目的，以至影响到被告人合法权利的充分实现。而在简便审时，平等展示证据制度，公诉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准备辩论重点，更准确地把握案情。辩护人则可以通过审阅公诉方的证据材料，把握被告人自动认罪的事实依据，并明确为被告人辩护的重点。总之，实行证据平等展示制度，使法官在庭审中能针对争议重点进行审理，才能实现提高诉讼效率，保证案件质量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