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明介绍说，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犯临刑前可以见家属，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得到有效执行。2003年9月1日，北京市高院出台“司法为民50条”，后又制定《实施细则》，使这一法律规定从2004年起在北京率先得到全面落实。2004年，北京的两个中级法院对所有提出“临刑会见”申请的死刑犯，都给予了批准和安排，仅一中院就批准了7次“临刑会见”，包括“房山灭门案”凶手张洪海、变态杀手李义江等在内的死刑重犯，临刑前都见到了他们的亲人。（《北京青年报》1月17日）

　　说句实话，我是看到这条消息，才知道原来北京市在2004年以前，死刑犯临刑前很难见到家属，才知道现在还有许多地方死刑犯临刑前很难见到家属。北京的死刑犯之所以率先得到如此待遇，还得益于北京市高院出台了“司法为民50条”的文件。

　　笔者查阅了《刑事诉讼法》，这部法律中倒没有明确规定死刑犯临刑前可以见家属，但在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从法律词语语义上分析来看， “可以”的词语表述指的是通常情况下应当准许，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不准许。因此，死刑犯临刑前要见家属的，法院一般情况是要准许，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可以不准许。再者，从罪犯的权利和人性化的角度来看，让死刑犯临刑前见家属是最起码的权利和最低的要求，何以至于不准许呢？然而，这一98年的司法解释，居然要在颁布后6年才能得以有效执行，并且还是借助于高院出台的“司法为民50条”这一文件的“壳”才得以上市。

　　从法律的位阶原则来，下位法要服从于上位法，规章、法规服从于法律，法律最终服从于宪法。然而，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却存在着严重的悖论，宪法高高在上，却比不得法律有效；法律很有尊严，却不没有司法解释有力；司法解释效力较高，却没有部门规章、地方的文件来得有用。《人民警察法》比不上“五条禁令”，现在我们看到司法解释比不上“司法为民 50条”这种连地方规章都不是的文件。这种悖论的后面，其实仍然是权大还是法大的悖论，在人们观念中，仍然是权力要大于法律，他们更加遵从的仍然是权力。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的，但在实际上它的权威还不如司法解释，因为后者是法官的最高上司制定的，权力的鞭子在不远处等着法官，法官不敢怠慢；但是，这种司法解释有时又仍然比不上一些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是法官的直接上司制定的，权力的鞭子就在法官的身边。因此，他们愿意怠慢法律不敢怠慢司法解释，他们怠慢司法解释也不敢怠慢各种文件，法律的整个位阶原则给这种权大于法的观念给颠倒过来了。

　　然而，这个悖论不消除，我们就永远无法培育法律至上的精神，无法摆脱文件治国的怪圈，无法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北京市法院系统实现了死刑犯临刑前可以见家属的做法固然可喜，但是，今后，我们更需要努力的是认认真真地执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已有的规定，而不是出台更多的文件，让法律睡大觉就是在损害法律的权威！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