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实上处于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风口浪尖上，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所担负的一项重要职能。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审理案件要当判则判，当调则调，调判结合，把案结事了作为民事审判的最终目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如何能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不得不使人们对司法调解进行重新审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力加强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坚持将调解作为裁判案件的基础并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始终，因为民事调解在案件的处理当中有着平息矛盾、化解民间纠纷、促使义务人自动履行义务等的特殊功能，起着其他裁判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调解是指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在负责解决纠纷的机关或者组织的主持下，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根据调解活动是否为人民法院所主持，民事纠纷的调解又分为诉讼中的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两大类。其中，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时主持的调解叫调解诉讼中的调解，也叫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审判制度。下面，笔者仅就民事案件中的调解，谈谈自己的理解。
　　一、民事调解制度的含义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所谓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纠纷的制度。它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权威压制型或者违背法律意识的“和稀泥”式的，而应当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型的，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当是现代调解制度的核心理念。

　　二、诉讼调解的法律规定及其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于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调解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笔者理解：“应当先行调解”就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庭前调解确定为诉讼必经程序，以上“应当先行调解”的6种类型的案件，占各类民事案件的绝大多数。如果充分利用好先行调解制度，将对提高案件审理速度、及时化解民事纠纷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此《若干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的于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对不适合进行调解的几种民事案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1、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2、发回重审的；3、共同诉讼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人数重多的；4、法律规定应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监督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5、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这几种类型的案件，由于其特定的案件性质，不适宜调解，或者法律规定不允许调解，因此，规定这几类没有必要调解的民事案件可以不用调解程序而直接进行审判。通过以上的规定，使审判程序更具有了可操作性。

　　三、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片面强调调解率的做法欠妥。近几年，部分法院将调解纳入岗位目标考核中一项加分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个别法院为了在层层的岗位目标考核中取得好成绩，在审判工作中相对加大了调解的力度，有的法院给每个庭或者审判人员规定了一定的调解比例数额，使得许多法官为完成这一考核任务，随意启动调解程序。加之法律对调解权的待命和调解程序的启动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案件办到哪里，主审法官的调解工作就可以做到哪里。一方面，法官为了达到限定的调解比例数额，随意、随时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当事人从一开始进入诉讼程序，就受到法官主动的调解，使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过分的强调调解，使法院失去调解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2、物质力量对法官介入调解的影响。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度，大部分地区的法院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导致主审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面临着错判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者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或者诱导。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错误做法。

　　3、“事实清楚、分清时非”原则限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又耗时、费力，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新公布的《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出相应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委托单位或个人从事调解活动”。对调解范围作出了扩大化的规定，甚至可以允许当事人庭外自行进行和解，同时对于此类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同时注意到，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1、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侵害案外人利益的；3、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以上几类协议即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法院也不应予以确认。特别要注意的是，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债务以诉讼调解方式转移财产，逃避法律责任，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如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等。对这类调解案件一定要慎重审理，认真审查，一旦审查确实，不但不能下发调解文书，还应对其进行相应的民事处罚。

　　4、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调解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对调解中自愿、合法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

　　5、调解监督机制不健全。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但在实践中，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亲自签字，即使违法调解，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还好，要求当事人提出“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证据，几乎是陷当事人于举证不能，一般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都将错就错。而且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也无权提出抗诉，所以对调解的监督力度几乎为零。

　　6、法官“调审合一”的双重身份及“主宰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而且法官的“主宰者”角色，使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法官的这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7、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美。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时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8、当事人恶意调解问题。调解协议的达成往往是权利人一方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以换取更大的主动权。由于社会诚信制度尚未建立，一些别有居心的人往往利用法院调解这个程序达到使对方让步的目的，等调解协议达成后却不按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而对方为了达成调解协议往往作出一一定的让步，使权利人为了能使自己的权益得到最快的保护而所作的牺牲就完全白废，也直接影响了法院的权威与公信力。如何避免当事人自愿调解的风险也成了法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9、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3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实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取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10、“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无论从形式、意思自治、达成的协议内容来看，其效力应该是经过人民法院确认的合同，是依法成立的合同。2004年11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规定简易案件可以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协议自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捺印起生效。但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调解书及时送达当事人，造成审理期限的延长。

　　四、是否可以增加民事庭前调解庭

　　1、“判调合一”的弊端

　　（1）法官身份的双重性令当事人对法官的调解中立性、公正性置疑。在我国民事诉讼过程中，调解与判决都是解决纠纷的方式，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扮演着两种角色即调解者和判决者。调解“指的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场面”。而我国法院调解中扮演调解者的法官，虽说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但它与一般调解者不同之处是他的身份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因为调解不成，判决是最终解决纠纷的方式。实质上，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其强制力量已突破其自身的领域进入所谓中立性的第三者的领域，这时调解者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调解者，而是与审判者具有实质联系——判决权与主持调解权融为一体。此时，法官在同一诉讼结构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官在调审结合的模式中要把握自己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作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在具有潜在强制力量的调解中，当事人总是权衡调解与即将判决这两种结果，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妥协与让步是明智的选择，这时决定调解本质的“合意”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合意”，甚至沦为“恣意”，调解的自愿原则就会扭曲和虚化，法官的审判权就会越位。令当事人对法官的调解中立性、公正性置疑。

　　（2）法官身份的双重性使得调解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在目前我国民事审判模式下，由于法官身份的双重性，使得同一案件是调解结案还是裁判结案，法官具有较大的任意性。有些法院要求案件调解率达到一定的比例，调解率就相对高些；反之，调解率就相对低些。案件调解结案，法官费力劳神为人共知；案件审判，一步到庭，判决结案，法官相对轻松确属事实。法官身份的双重性确实导致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2、在人民法院设立民事审前调解庭的意义

　　在人民法院如何搞好调审分离，并建立规范的调审分离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我国法院，一下把调解从审判中完全剥离出来，是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进入审理程序的案件，如果双方当事人有请求法院主持调解的合意，审判法官直接进行调解，从办案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上来说仍是可行的。但是，在庭前程序中，把调解从审判中分离出来，在人民法院设立民事审判庭前调解庭，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1、有利于人民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并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民法院设立民事审前调解庭，建立专职审前法官调解制度，有利于该专职法官钻研调解业务，总结调解经验，有利于对该专职法官进行调解知识系统培训，有利于该专职法官提高调解技能、增强调解素质，更进一步讲，有利于人民法院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2、有利于调解法官保持中立性、公正性。在人民法院设立民事审前调解庭，建立专职审前法官调解制度，可以有效避免法官扮演调解者与判决者双重角色之弊端，消除非法调解、强制调解或调解不成延迟裁判的现象，排除当事人对法官的调解中立性、公正性的置疑。3、有利于当事人节省诉讼成本，有利于人民法院节省司法资源。在人民法院设立民事审前调解庭，充分发挥调解作用，提高案件庭前调解率，可以使当事人节省取证费用、委托律师费用，节省诉讼成本，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投入到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同时使人民法院启动较少的程序高效审结案件，有利于人民法院节省司法资源。4、有利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达到“案结事了”目的。由于审前调解法官从审判法官中分离出来，可以确确实实地给当事人对调解法官中立性、公正性的信任，增强当事人对庭前调解成功的信心，促使当事人更多地选择庭前调解程序，着眼于未来，寻求重建相互之间的关系，以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纠纷 ，有利于减轻社会矛盾的激化，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利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达到“案结事了”目的。

 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人民法院  王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