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的立法思想——明刑弼教

　　1.“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宋以前论及“明刑弼教”多将其附于“德主刑辅”之后，其着眼点是“大德小刑”和“先教后刑”。

　　2.宋代以后，在处理德刑关系上有突破。朱熹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教”行事。

　　3.这一变通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结合——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德主刑辅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限制严苛 ，往往同轻刑主张相联系。而经朱熹阐发，朱元璋身体力行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

　　（二）明律、明大诰与会典

　　1.《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行天下的法典，共计7篇30卷460条。它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适应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

　　（关键词记忆：朱元璋；七篇）

　　2.《明大诰》

　　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手订四编《大浩》，共236条，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 《明大诰》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

　　大诰是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之名来自儒家经典《尚书·大诰》。

　　大诰的特征：

　　（1）大诰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

　　（2）大诰的另一特点是滥用法外之刑，四编大诰中开列的刑罚如族诛、枭首、断手、斩趾等等，都是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

　　（3）“重典治吏”是大诰的又一特点，其中大多数条文专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定，以此强化统治效能。

　　（4）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

　　（关键词记忆：《尚书·大诰》；加重；法外用刑；重典治吏；空前普及）

　　3.《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明英宗时开始编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编成，但未及颁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大明会典》基本仿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关职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载律令，次载事例。故《大明会典》就其内容、性质与作用来看，仍属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

　　（关键词记忆：英宗；行政法典）

　　（三）明代的刑法原则、罪名、刑罚

　　1.刑法原则

　　（1）实行刑罚从重从新原则。汉唐以来在刑罚适用上强调从轻原则。《大明律·名例》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已前者，并依新律拟断。”

　　（2）“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对于贼盗及有关钱粮等事，明律较唐律处刑为重。唐律一般根据情节轻重作出不同处理，牵连范围相对较狭；而明律则不分情节，一律处以重刑，且扩大株连范围，此即“重其所重”原则。对于“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明律处罚轻于唐律，此即“轻其所轻”的原则。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是为了突出“重其所重”的原则。

　　2.罪名与刑罚

　　（1）“奸党罪”的创设。

　　朱元璋洪武年间创设“奸党”罪，用以惩办官吏结党危害皇权统治的犯罪。“奸党”罪无确定内容，实际是为皇帝任意杀戮功臣宿将提供合法依据。

　　（2）在流刑外增加充军刑，即强迫犯人到边远地区服苦役，远至4000里，近至1000里，并有本人终身充军与子孙永远充军的区分。

　　（四）司法制度

　　1.中央司法机关

　　明清时期，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以来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

　　（1）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

　　（2）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诸皇帝裁决。

　　（3）明代都察院掌纠察。主要是纠察百司，司法活动仅限于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并无监督法律执行的原则。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

　　2.地方司法机关

　　明朝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府（直隶州）、县三级。沿宋制，省设提刑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府、县两级仍是知府、知州、知县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掌管狱讼事务。明代越诉受重惩。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由民间德高望重的耆老受理当地民间纠纷，加以调处解决，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3.明朝的司法管辖制度

　　（1）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了唐律“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则，同时又规定：“若词讼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反映出明朝实行被告原则，减少推诿的立法意图。

　　（2）明朝实行军民分诉分辖制，凡军官、军人有犯，“与民不相干者”，一律“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在外军民词讼”有涉“叛逆机密重事”者，可允许“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若军案与民相干者，由管军衙门与当地官府，“一体约问”。从中反映出明代军事审判程序的健全与管辖制度的完善。

　　4.廷杖与厂卫

　　5.明代的会审制度

　　（1）九卿会审（明代又称“圆审”）。是由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司的通政使，都察院左都御使，大理寺卿九人会审皇帝交付的案件或已判决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

　　（2）朝审。始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英宗命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爵，在吏部尚书（或户部尚书）主持下会审重案囚犯，从此形成制度。清代秋审，朝审皆渊源于此。

　　（3）大审。始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宪宗命司礼监（宦官二十四衙之首）一员在堂居中而坐，尚书各官列居左右，从此“九卿抑于内官之下”。会同三法司在大理寺共审囚徒，《明史·刑法志》载：“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