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通常的印象中，丰田、微软这些声名显赫的外企不仅是先进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亦是法治精神和商业道德的化身。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公司的影响力已超越其母国，而深刻嵌入到了投资国的经济格局、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中。人们似乎有理由对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赋予更高的“价值预期”。但最近发生的一连串外企侵犯劳动者、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表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以契约和法治精神为标榜的跨国企业们，却在中国行使着法治与人权的双重标准，其对员工、消费者的粗暴，对中国法律的藐视，已大大超出了经营或契约自由的范畴，背离了基本的法治精神和商业伦理。

　　但是，在某种复杂的现象面前，耽于肤浅的道德谴责对问题的解决根本无济于事，唯一正确的做法或许就是去除我们那些思维定势，通过对事实真相的还原寻找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关于外企与大公司在信奉法治方面的善意推定是没有根据的。早在1864年，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就写道：“公司已经占山为王，获得尊崇，一个与权力结合容易产生腐败的时代即将来临。在这国家内，金钱的力量将会热衷于通过给人们施加偏见的方式，延长其控制地盘的时间。直到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共和制度被摧毁。”林肯的忧虑正是对基于那些蓬勃兴起的公司力量为追逐利润而不惜牺牲劳动者、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预见。重商主义原则下的公司们假借所有权绝对不受侵犯、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的法律原则和雄厚财力，在消费、劳动合同等领域肆意侵害经济和知识上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劳动者，最终形成了对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的终极背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过分强调形式平等的近代法律原则逐渐暴露其弊病，并被强调实质平等的现代法律原则所替代。1910年代，以霍姆斯为代表的美国联邦法官，在劳动法领域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的“形式平等”观念，放弃了合同自由的观念，力图保护工人群体的劣势地位，促使雇佣关系进化到了劳动关系。二战后期深入通用考察后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更是从“社会、企业、个人”的高度重新定义了劳动关系，并进而指出公司所担负的责任不仅仅是股东的期望，更是它的管理阶层、它的一线员工以及它所在社区的发展与安宁，只有能够担任如此重任的公司才会有持续的未来。德鲁克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思想至今仍是西方企业和管理学界的主流，并深刻影响到公司方面的立法。

　　之所以作以上引述，只是想说明一个常识：无论何时何地，企业的第一天性始终是追逐利润，是否尊重法律、尊重消费者与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自身的法治化程度。跨国企业(在本土)对法律的尊崇，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权力斗争、有效监管的结果。换言之，南橘北枳的问题主要不在橘子本身，而在于土壤与环境。

　　自从20世纪80年代跨国资本和外企进入中国，其先后在税收、用工、用地、行业准入、垄断行业开放等获得广泛的政策优惠。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外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外企无疑已成为影响中国的重要经济力量；但另一方面，对外资的过分崇拜或依赖客观上助长了外企的“傲慢与偏见”。值得我们深刻警醒的是：我们一度沉迷的“市场规模与份额”式的规制，最终将外企导向的是对市场份额的(暂时)屈服，而非对一国法律规则的内心敬畏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如果一个国家对包括外企在内的违法行为缺乏严刑峻法的惩戒机制，使得违法的成本大大低于守法的成本、违法的收益大大高于守法的收益，企业在过分宽松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激励下一定会选择以身试法。

　　除了作为普遍规则的法律，有效制约外企劳动违法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机制是工会制度和消费者自我维权的NGO(非政府组织)制度。离散状态的劳动者和消费者欲与财力雄厚的外资平等博弈，必须要靠民主化、职业化、行业化的独立工会和各种NGO。但前几年发生的沃尔玛抵制组建工会等事件表明，工会和NGO的法制建设还有太多工作要做。自治组织的疲软加上政府监管的无力，正是外企得以负面膨胀并游离于法律之外的重要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违法、侵权、不道德，与公司的法律性质没有必然关系。我们在声讨外企违法的同时，并不表明国企在尊重消费者权益、民企在尊重劳动者权益方面一定比外企做得更好。

　　而无论何种性质的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中国企业、中国公司，都将与中国的长期发展共生共荣。尊重法律，尊重公共利益，使包括劳动者和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站在企业与社会的整体立场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将最终有益于企业自身的荣耀和中国的未来。正如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所言：“作为20世纪的产物，现代公司也属于此类文明(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如此说，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革新的源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

　　早在1864年，美国总统林肯就写道：“公司已经占山为王，获得尊崇，一个与权力结合容易产生腐败的时代即将来临。在这国家内，金钱的力量将会热衷于通过给人们施加偏见的方式，延长其控制地盘的时间。直到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共和制度被摧毁。”

林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