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该文作者：刘书燃

　　载于：《行政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该文是对“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浮案”的评析文章。

　　铁道部调整铁路客运票价的行为，是不是行政行为？是何种行政行为？《价格法》规定了有关行政机关的价格决定权（包括定价和指导价）。该调价行为是以《票价上浮通知》的方式出现的，直接相对人是有关铁路局（即铁路运输企业），普通乘客（自然包括乔占祥在内）当属间接相对人。该通知对象清晰、特定，且一次性使用、过期作废（2001年春运期间），当属具体行政行为。

　　中国铁路运输行业的垄断（即国家包办），归根结底是制度和法律因素所造成的。虽然当前民间资本（可聚集、筹集在一起的）能力有限，但依然不是其进入铁路运输行业的实质性障碍。

　　现有的铁路企业“由行政主体设立”，这是一种含糊其辞的表述。的确，国有企业、大学、医院等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设立的，需要强调的是：出资人为国家，而不必也无需表明是由哪个行政主体设立的。

　　《铁路法》中虽有“国家铁路运输企业行使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的规定，但这其中的管理对象是谁？是普通的乘客吗？还是铁路运输企业自身内部的各级各类成员呢？也许法律只是把铁路运输企业自身内部的管理“神圣化”了（各成员要“步调一致听指挥”，否则就让你尝一尝行政权的味道），使其具有了行政法上的行政管理的光环。

　　如果铁道部与铁路运输企业之间是外部的行政管理关系的话，那么就很难说他们之间又同时具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公众反感的是涨价，而对降价则抱有好感。殊不知，“坑人”最狠的反有可能是降价：我们以往的高昂付出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经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的，应以初次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诉讼。但是在复议过程中，如果复议机关拒绝履行（也应包括违法履行）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定职责的话，那么相对人当然可以就此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单独另行起诉。复议机关当然要对自己的复议行为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而不论复议结论是否维持原行政行为。因复议机关的复议行为的违法性之故，当然是天然可以形成诉讼的，否则的话，复议机关漫不经心、轻描淡写的一个维持决定就可以让自己超然世外，甚至逍遥法外。

　　该文作者试图“还公益诉讼一个清晰面目”的探索精神值得钦佩。但是其具体的观点值得商榷：

　　该文曰：“若起诉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并未受到实际侵害，而只是起诉者与其它实际受害者一样面临受被诉行为侵害的危险，起诉者亦可因此起诉，该诉讼即被称为公益诉讼。”质疑如下：1、既然已经是“其它实际受害者”，又何来“面临受被诉行为侵害的危险”呢？2、既然“利益并未受到实际侵害”，而只是“面临受被诉行为侵害的危险”，那又如何能够提起诉讼呢？无利害便无诉讼。无侵害，又何来诉讼呢？如果路见不平（发现其它实际受害者），完全可以拔刀相助（帮助或代理其打官司），但却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起诉。

　　尽管具有相同遭遇的利害关系人可能有成千上万，但是，任何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的诉讼，怎么好意思被称为公益诉讼呢？这不是典型的私益诉讼吗？法律关系一方当事人众多，就能得出一定涉及公共利益的结论吗？公共利益毕竟不是多个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涉及公共利益的诉讼就一定是公益诉讼吗？

　　经过诉讼所产生的判决的效力只能及于案件的当事人（除非判决内容还涉及了案外人或具有对世的效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如果说其他人也有可能从一个判决中得到好处，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是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得到五花八门的好处。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样的判决与公益有关。鹬蚌相争，除了渔翁得利，其他的蚌也一定会因为免于一劫而偷着乐。而那只以死相搏的蚌，未必会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公益斗士”的荣誉称号。很多案件的当事人被莫名其妙的冠以“公益卫士”之名，不仅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公益维护者的任何实质性的权利。

　　目前几乎所有的所谓的公益诉讼，究其本质，就是众多利害关系人不屑、不愿、不敢起诉而由个别利害关系人为民请命（通常也会有额外的收益，例如：因此而出名得利）的尴尬诉讼。

　　囿于该文作者在读硕士研究生的身份，顺理成章的在该文中“展示”了一番引经据典、资料汇编的功力，使原本具有一定原创价值的该文大为减色。

　　美酒一旦被白开水稀释了，就不够纯、不够醇了。（北京农学院政法系·左明）

　　2009.12.21.于幸福艺居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