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缺乏法学学术传统和法律专家群体，以及受立法机关工作重心的影响，荷兰刑法的法典化进程晚于欧洲其他国家。与其有历史渊源的法国刑法典相比，荷兰刑法弱化了报应色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刑法家长主义的权威，不希望超出必要性来谴责罪犯。许多刑法条文的设计融实体与程序于一体，凸现了刑法立法的实用性，堪称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关制度完美融合之典范，适应世界刑法立法之发展趋势，改革刑法制度，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品格。
【关键词】荷兰刑法；历史演进；特色
【正文】
国人初识荷兰刑法典，始于清末。为应变法改良之需，富有远见和开放精神的沈家本先生主持修订法律馆，译介了十余种域外刑法规范性文件。1881年荷兰刑法典即是其中的一种，于光绪33年被介绍进来。1881年刑法典是荷兰现行刑法典，迄今为止，在荷兰实施已逾百年。虽历经无数次增删，但其务实和宽容的鲜明品格依旧。如果说法律主要是通过借鉴而发展，那么，了解荷兰刑法的历史发展，剖析其现行刑法典的品格底蕴和特色，对于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和完善不无借鉴意义。
一、《荷兰刑法典》之拟定
1813年荷兰获得独立后，当局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并没有立即抛弃实际上在荷兰已实施两年之久的《法国刑法典》。当然，为了便于适用，这部刑法典也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正。例如，废除了一般没收和刑事监督；尽管刑法保留了死刑，但废除了公开执行；无期徒刑的规定被有期徒刑或在教养院服长达120年的刑罚之规定所取代；有期徒刑之规定被不超过15年的矫正刑所取代。当然，也引进或保留了一些不太文明的制裁手段。例如，终身褫夺公权被公开笞刑所取代，保留了枭首示众，耻辱刑作为有可能适用于有关财产之重罪的附加刑保留了下来。
另一方面，政治家和法学家也一直在推动专门适用于荷兰之刑法典的拟定工作。1827年，国会讨论了第一个刑法典草案。但当时内心极度渴望独立的比利时人却认为，这一草案与《法国刑法典》以及1809年《荷兰王国刑法典》过于相似，从而迫使政府撤回了这一草案。
一年以后，政府提交了刑法典总则的新草案，但主要由于对所规定的刑罚制度，例如，对牧师适用的刑罚、监禁方式以及应否赋予其特权地位等问题，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最终没有获得批准。
尽管政府撤回了1839年草案，但制定新刑法典的努力仍在继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被任命为荷兰司法部长的A. E. J. 穆德曼（A. E. J. Modderman） .1863年，他出版了题为《我国的刑事立法改革》一书。在这本书中，穆德曼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例如，他主张，应该摈弃把刑罚的目标定位在与人的进步无关的所有刑法理论，刑罚既是客观的恶也是主观的恶。他提出了一些可接受的刑罚种类，其中不包括死刑，但认为分隔式监禁（ cellular confinement） 应该被置于绝对的优先考虑之地位。应该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指出，下议院之所以废止断头台的方式执行死刑，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莫如说主要是荷兰人崇尚节俭的情绪所致。在他看来，议员们在检视法律制度时，其思维远远没有超越财政部门必须支付的司法成本有多少的问题。{1}
在穆德曼的著作中，用大量的篇幅详尽地论证了新的刑法典究竟应该如何拟定的问题。他认为，刑法典应该简明人道，缩短刑罚绝不会导致犯罪浪潮激增，国家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继续新刑法典的拟定工作。最终，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1870年，国家成立了专司刑法立法工作的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由穆德曼教授、J. 德。 沃尔教授（J. deWal） 、A. A. 德。 平托（A. A. de Pinto）律师、W. F. G. L. 佛朗索瓦（W. F. G. L. Francois）法官和M. S. 波斯（ Pols）教授等五人组成。1875 年，该委员会公布了其所起草的刑法典草案，并于1879年经过些许变动后，由后来任命为司法部长的穆德曼提交给议会。1881 年3 月3日，历经多次研拟的刑法典得以最终公布，但由于需要与其他法律相协调，所以直到1886年9月1日才生效。
二、荷兰刑法典颁布之后的主要发展
自1886年以来，荷兰刑法典作了许多次修正。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犯罪没有包含在刑法典中，而是规定在其他法律或附属刑法中。例如，《1928 年麻醉毒品法》、《1935年道路交通法》、《1950年经济犯罪法》以及《1989年武器弹药法》等。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要构成一种刑事犯罪，对于这种行政性违法（ administrative infraction）的行为，要科以小额的财产刑，但轻微的违反交通的行为则例外。随着立法修正数量的激增，必然带来适用上的麻烦，故不时可以听到要求编纂新刑法典的呼声。综合考察这些立法修正，其对1881年刑法典主要做了如下修改：
1. 适应惩治和防范犯罪的需要，增设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在1881年刑法典中，没有规定法人刑事责任的条款。1950年，荷兰颁布了《经济犯罪法》，在这部法律中，首开荷兰追究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先河。1990年，又对法人犯罪的条款作出了补充。现行刑法典对法人犯罪的规定采用了总则模式，这意味着，法人可以实施并构成几乎所有的犯罪，只要法人能够确定某一雇员实施了某一特定的行为并且认可该行为或接受该行为产生的利益的，就应承担责任。{2}
2. 专章规定未成年犯的特殊处遇。荷兰刑法对未成年犯的特殊处遇之规定经过了多次修改，其中，较为重要而系统的修改主要集中在1994年和1995年。主要内容是： （1）明确了本章规定的适用对象，即原则上适用于犯罪时已满12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犯罪的严重性、罪犯的人格或者犯罪实施的情节，在法官有理由这样做时，可以不适用本章规定。（2）对未成年犯规定了系统而完整的刑罚体系和措施，并对这些刑罚和措施的具体运用作了详尽的规定。
3. 充分吸收刑事新派的主张，刑罚体系及其他措施的设置、具体运用以社会的防卫和罪犯的复归为出发点，逐步实现刑罚的开放化、轻缓化。主要体现在： （1）经过多次的修改和补充，荷兰刑法典形成了刑罚和其他措施并存补充的处置体系。这一二元体系的存在可从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一方面，这一体系受到了有关刑罚的古典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有关刑法的现代潮流的影响。虽然荷兰刑法典十分重视监禁刑，但刑期较短，并且与有关的措施相互配合，故其处置体系呈现出了相对宽缓的特征。（2）重视行为科学在判决形成以及刑罚和相关措施执行过程中的作用，例如，第1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有心理疾患或缺陷的被判刑者可以收容在某一治疗机构内，并且对于这类人的收容和释放必须考虑不少于两名行为学家的意见。（3）经过多次修改，罚金在刑法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起先，罚金刑只能适用于轻罪， {3}其数额也很低，并且不能与监禁刑一同适用，因此，所起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后来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1925年，刑法提高了每一档次的罚金之数额； 1983年，随着《财政刑罚法》的通过，罚金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的变化，这标志着荷兰刑法实现了由强调剥夺人的自由向倚重罚金刑和其他刑种的转换：首先，从现行刑法典的规定看，所有的犯罪均可以适用罚金刑，而且根据刑法典第23条第5款规定，即便刑法分则对轻罪或重罪没有规定罚金刑，法官也可以分别对这两类犯罪判处第一档和第三档罚金。其次，明确规定适用罚金的标准，即为了判处与犯罪相称的刑罚，法官应该斟酌考虑被指控者的财力来确定罚金数额；最后，规定了罚金的缴纳方式以及罚金易科制度，并规定罚金刑可以与自由刑一同适用。1994年，刑法规定在对罪犯判处徒刑或拘留刑时，也可以另外判处罚金。（4）受现代刑法思潮的影响，适应世界刑罚的发展演变趋势，改革了刑罚的裁量和执行制度。1915年，荷兰刑法增加规定了缓刑，扩大了假释的适用；刑罚的执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881年，刑罚的执行方式比较简单，即被判5年徒刑的，独居监禁；更长刑期的，服过5年徒刑后，可杂居监禁。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监狱人满为患，监押能力明显不足。因此，对于被判短期刑的罪犯，也开始实行杂居监禁。1951年，荷兰刑法对刑罚的执行方式作了较大的修改，即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被判处自由刑（包括徒刑和拘留刑）的罪犯，无论刑期长短，原则上都要与其他人一起监禁执行。
4. 罪刑分则的修改与补充。在荷兰刑法典实施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刑法典分则经历了许多次的修改和补充。这些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侵犯皇室尊严的重罪、针对友好国家元首及其他受国际保护人员的重罪、与履行宪法职责及行使宪法权利有关的重罪、侵犯公共秩序的重罪、伪造和变造犯罪、侵害公共风尚的重罪、侵犯个人自由的重罪、侵害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的重罪、与航海、航空有关的重罪，以及有关的轻罪。
在以上的修改中，最为著名的修改当属“安乐死”的合法化。2002年4月1日，荷兰《根据请求终止生命与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Review Procedures for Termination ofLife on Request and Assisted Suicide Act）生效。这一新法的生效，使得其赢得了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之声誉。其实，在该法生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荷兰的司法和起诉政策，“安乐死”的作法已经实际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所以，有人认为，这一法律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过去司法发展的一种法典化。{4}
在荷兰1886年刑法典中，有两个条文明确地将“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第293 条明确禁止“安乐死”：应他人明确而真诚的请求，剥夺其生命的，处不超过12年之徒刑或者第5档罚金。第294条还把协助自杀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故意引起他人自杀、协助他人自杀或者为他人获取自杀的手段，自杀行为发生的，处不超过3年之徒刑或者第4 档罚金。《根据请求终止生命与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通过修正刑法典第293 条和第294条的方式，使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合法化。该法在原第293条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第2款：医生实施第1款所规定的行为时履行了《根据请求终止生命与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第2款所设定的谨慎注意准则[1]{5}，并且按照《埋葬和火葬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将该行为告知市镇病理学家的，不构成犯罪。该法将原第294条修正为两款。第1款规定：故意引起他人自杀，自杀行为发生的，处不超过3年之徒刑或者第4档罚金。第2款规定：故意协助他人自杀或者为他人获取自杀的手段，自杀行为发生的，处不超过3年之徒刑或者第4档罚金。第293条第2款应对本条加以必要修正后而适用。
荷兰使“安乐死”合法化后，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更饱受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国家的猛烈抨击。这些国家担心，这一立法有滥用之虞，有可能使渴望“安乐死”的患者涌入该国了却心愿。然而，考虑到病人的自决权，我们不能因为有滥用之虞就因此拒绝给身患绝症的患者以合乎其自决愿望、摆脱痛苦的机会。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会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安乐死”的。
三、荷兰刑法典的主要特色
通过以上对荷兰刑法典孕育与诞生之历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其法典化进程晚于欧洲其他国家。1813 年荷兰独立后，立法机关主要集中于认为更为重要的《民法典》和《贸易法典》之拟定方面，这两部法典均于1838年生效。而刑法典的制定则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并且在刑法典草案研拟的过程中，经常因为毫不相关的问题而冲击立法过程。例如， 1827年刑法典草案的搁置就与其立法内容没有关太大的关系， 而主要是比利时的问题所致。{6}另一个方面，也与荷兰当时缺乏学术传统和法律专家群体有关。
然而，无论如何， 1886 年荷兰刑法典的特色是鲜明的。主要表现在：首先，与法国刑法典相比，荷兰人以其特有的“宽容”性格，弱化了刑法的报应色彩，尽管重视刑法的权威，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刑法家长主义的权威，不希望超出必要性来谴责罪犯。其次，许多刑法条文的设计融实体与程序于一体，凸现了刑法立法的实用性。这一特点在刑罚制度和其他措施的设计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故可以说，荷兰刑法典堪称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关制度完美融合之典范。最后，适应世界刑法立法之发展趋势，改革刑法制度，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品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科学在判决的形成及刑罚的执行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大量采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荷兰的刑罚也向着短期刑的方向发展，重视罚金刑的适用以及对罪犯的治疗。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心理学分析的方法过于昂贵且实效性屡受质疑，最终不得不转变刑事政策。
自1980年以来，荷兰的刑事政策在一些方面变得越来越严厉。随着监禁期间变得越来越长，监狱房间的数量也在增设，由1980年的3789间增加到1994年的10059间，几乎增长了3倍。然而，在同一时期，短期徒刑的适用却在下降。{7}对于这种现状，荷兰有许多刑事辩护律师感到极为不安。在他们看来，严重的犯罪是行为人心理上存在缺陷的征表，以严刑峻法来控制犯罪难收期望之效。一些法学家甚至乐见刑法的废除，他们认为，刑法不是控制当今社会越轨行为的适宜手段，主张以更为人道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制度所取代。
尽管没有人相信刑法会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些批评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当今社会对犯罪控制不力的无奈，如何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充分发挥刑法制度的实效，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且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1]医生必须遵循的“谨慎注意准则”包括：第一，病人的请求必须自愿、思考成熟且持久；第二，按照有根据的医学意见，该病人无任何治愈希望，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第三，该医生必须同至少一位独立的医生磋商；第四，终结生命必须依据医学上所有的谨慎义务为之。
【参考文献】
{1}See Grat van den Heuvel. “The Dutch Penal Code：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utch Penal Code， Littleton： Fred B Rothman & Co. ， 1997.
{2}See Roland Hefendehl. Corporate CriminalLiability： Model Penal Code Section 2. 07 and the Development inWestern Legal Systems[J]. Buf2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4： 288.
{3}See Boone. M. M， “Imposed versus undergone punishment in the Netherlands”， in Netherlands reports to the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of Comparative Law， Brisbane 2002， Ewoud Hondius and Carla Joustra， eds. ， Antwerpen： Oxford； New York： Intersentia， 2002， pp. 476.
{4}See Jonathan T. Smies.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in the Netherlands[J]. Gonzag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 2004.
{5}See AndréJanssen. The New Regulation of Voluntary Euthanasia andMedically Assisted Suicide in the Netherland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Policy and the Family， 2002 （8） .
{6}See Grat van den Heuvel. “The Dutch Penal Code：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utch Penal Code， Littleton： Fred B Rothman & Co. ，1997.
{7}See Peter J. P. Tak. Sentencing and Punish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inMichael Tonry （ed.） . Penal Reform in Overcrowded Times[C].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56.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王俊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