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一书，自2003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引起了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因为，它论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在结构紧密的社区中，不需要法律就可以实现社区成员之间的有效互动，就可以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样的观点着眼于社会学、经济学的立场，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即使在法律缺席的情况下，秩序依然在场。显然，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学术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看到法律与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是，这个看似清楚明白的观点却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一方面，这是一本带有社会学倾向的法学著作，它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讨论的主题是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律；但另一方面，“无需法律的秩序”这个标题中的“法律”，显然是指国家制定、颁行的实在法，按照韦伯的说法，属于“法律教义学”视野中的法律。由于“法律”的意义不同，作者的叙述在此出现了一个裂痕。如果要弥补这个裂痕，保持理论逻辑的自洽，就有必要对标题中的“法律”进行限定：它主要是指“国家制定法”；换言之，“无需法律的秩序”，实际上是指“无需国家制定法的秩序”。

　　无需国家制定法就能建立秩序，这既是埃里克森的理论主张，也能在我们的经验中得到验证。譬如，有一些偏僻的乡村社区，千百年来，基本上都是通过地方性的乡土规则、民间习惯，就建立了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就实现了社区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国家制定法对于这些社区秩序的塑造功能，就极其微弱。这样的社会法律现象表明，秩序的建立，并不像我们先前认定的那样，仅仅是或主要是国家法律强制实施的结果。

　　多年来，主流的法律理论普遍认为，是法律造就了秩序，是法律满足了人对于秩序的需要。在法律价值理论中，秩序常常被列为法律的首要价值。在实践中，只要哪个地方、哪个领域出现了紊乱，或者是秩序不够理想，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赶紧为这个地方、这个领域制定一套法律。似乎只要制定、颁布一些法律，就可以建立起理想的秩序。这种通行的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也揭示了法律与秩序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此，我们并没有把握法律与秩序相互关系的全貌。

　　一方面，特定的法律确实有助于塑造某种特定的秩序，但在另一方面，秩序本身对于法律的规定，恐怕会更加深入、更加根本。因为，秩序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在这样的秩序关系中，本身就蕴藏着一系列零零碎碎、不成系统的原初规则。解读、提炼这些“素面朝天”的原初规则，把它们进行归类整理，既是法学研究者的使命，同时也是国家立法者的使命。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立法者只能表述法律，并不能创造法律。那么，立法者在表述法律的时候，如果不能“无中生有”，那就只能依据特定的秩序关系来展开。可见，任何特定的法律，都隐藏、潜伏在特定的秩序关系中。

　　人们论及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时，常常认为，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这样的叙述框架也可以借用于描述法律与秩序的关系：法律是静态的秩序，秩序是动态的法律。因为，法律应当着眼于表达真实的社会生活秩序，应当是对秩序进行文字表达的结果；至于秩序所写照的，正是真实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