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舆论关注的第四次“陈江会”取得积极成果。

　　12月22日下午2时30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中市，就两岸渔船船员劳务合作、两岸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两岸标准计量检验认证合作三项议题签署协议，这对于繁荣两岸经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长久以来，台湾问题一直都是华夏儿女心中的一个结。两岸同根、同祖、同文、同种，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两岸分治至今60年，其间经历无数波澜曲折，令无数仁人志士费尽心血。

　　近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两岸关系向稳定化的和平统一轨道上发展，保证已有的关系基础不因台湾执政人的改变而改变，这或许还需要我们创造更多的政治智慧。

　　笔者以为，实现两岸关系的正常化、稳定化、规范化，不妨多借助法律的手段，将每次积攒的共识和商谈成果予以固定，以形成两岸关系的基本法律框架。

　　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台湾关系，符合两岸法治发展的大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的法治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成为时代的潮流。作为关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法理上要求我们必须将其上升到法律治理层面。

　　以往的交往中，我们灵活性有余而稳定性不足，难以让台湾民众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产生深刻的理解、认同和信赖。相比之下，法律更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将我们对台的方针政策和两岸达成的共识等通过法律确定下来，能够有效打消台湾各方对我们政策稳定性的担忧与猜忌。

　　与此同时，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的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其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法治化诉求也随之提高。在这种背景中，通过法律宣示国家对台湾问题的主张，用法律明确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期待与路径共识，有助于使两岸找到稳固的沟通平台，促使两岸关系按照可预见的轨道发展。

　　国家的构建固然是最大的政治，但法律有时往往能突破政治的僵局，带来意想不到的功效。

　　众所周知，美国建国的标志是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但如易中天先生所言，直到1789年宪法的通过，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正所谓“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美国人用法律创造国家的政治智慧，深刻说明了国家构建中的法律功能。如果说这种西方式的国家构建模式有悖于国情而欠说服力，那么再来看看我们在香港、澳门的立法实践。

　　今年是澳门回归十周年，12月4日，在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澳门首任特首何厚铧称，澳门基本法是澳门十年来成功建设和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法治基石，是克服特区发展过程中各种重大挑战的智慧源泉。

　　我们可以判断，今日澳门回归后的伟大成就，无论哪方面都离不开当年立法者的功劳。

　　而更为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于1990年、实施于1997年的香港基本法，它创造性地把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增强了港人对香港回归祖国前景的信心，促进了香港人心回归。难怪邓小平在基本法起草结束后接见草委们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对于国家构建而言，“一国两制”

　　当属前无古人的政治智慧，而两部基本法则是具体践行这一智慧的开创性杰作，把“一国两制”从政治决策变成了实实在在可以具体运作的法律制度。我们不得不佩服政治家们当时的超前睿智，提前制定颁布的两部法律，不仅稳定了香港、澳门回归前的各种躁动与担忧，而且在特区市民心中树立了牢不可破的权威，成为维护港澳繁荣稳定、开创特区自治政制的基石。

　　在我看来，港澳基本法的成功对于我们构划两岸关系也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虽然我们已于2005年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但在立法取向上它只是为两岸关系划出了一条“底线”，侧重于对“台独”的法律遏制。我们既要以法制“独”，同时也要以法促“统”。

　　当前，两岸关系发展态势良好，民间交流日益增多，相互之间的共识和法律纽带也进一步加深，例如加上此次所签署的三项协议，两岸两会自2008年6月恢复制度化协商以来，总共已签署了12项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协议。在这种背景下，不妨参考当年制定基本法的智慧和经验，着眼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立足现有共识和成果，结合台湾的实际情况，在吸收各方意见、照顾到台湾各阶层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立法构划出两岸关系整体法律框架，以为台湾各界全面、准确、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一国两制”方针、正确处理中央与台湾的关系、最终推进两岸和平统一提供指引。

　　当然，国家的统一和政制构建是一个不断建构积累的过程，它需要政治家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需要立法者更有眼光的超前预设，更需要民间力量的不断推进。但无论如何，在法律日益成为国家构建“粘合剂”的时代潮流中，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法律的贡献。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