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但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
第一，中国的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还很小，中国还未形成社会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结构。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比如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二，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近年，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频频出台。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中产阶层是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要接触这些人。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5万元，或一个医生收了3000元红包，在草根阶层看来，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这些显然要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容易成为底层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
第三，丧失安全感、稳定感是我国中产阶层群体心理的特点，这同时也是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原因。譬如失业问题，由于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失业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更大，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更为严重。举个例子说，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裁员中，经常发生的是“削边式裁员”（指不同层次的就业职位基本按照同样的比例裁员），在这种裁员中，中产阶层（高管、中层管理人员）要和下层职员甚至一线工人同样面临失业的威胁，一个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相当于很多个下层管理人员或一线工人的工资，裁减中高层管理人员能更有效地减少企业费用和工资成本，而且在底层人员被裁减之后，处于过剩状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被裁减就成为必然。由失业造成的工作不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失业本身，形象地说，最终就业位置每减少1个，可能会有10个人经历短暂失业或工作变动，100个人产生工作的不安全感。
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中产阶层的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中产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安全感和稳定感更无从谈起。
不过，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中国的中产阶层近来正在逐渐表现出强烈的公共精神。2007年，厦门市民以“散步”的方式促成了PX项目的搬迁，让人们见识到中产阶层的理性、宽容、勇敢和节制。同年，上海的中产阶层持续发声，使延长磁悬浮铁路线的计划受阻。尽管公开反对政府决策的事情在农村比在城市地区更为常见，但城市的中产阶层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显示出更加强大的力量，中产阶级的维权行动的特点是稳健和追求实际效果。
在上述维权事件中，厦门和上海的市民实事求是地强调PX项目和磁悬浮对健康的影响。他们请了环保和法律方面的专家解答疑问，并且善于运用媒体的力量。他们从容地使用互联网，设立了QQ群、专门的论坛或博客，技术纯熟者还上门教那些不会使用电脑的居民上网发表意见。中产阶层日益被唤醒的权利意识，不仅表现在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在与自己并无直接关联的社会公共事务中，他们也越来越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前不久“邓玉娇案”中，一些以律师为代表的志愿者组成“法律后援团”赶赴事发地，通过互联网介绍案情的进展情况，为邓玉娇提供法律和舆论方面的援助。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对底层社会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介于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地带的中产阶层，才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可以说，随着中产阶层这一群体的不断壮大，中国社会从内部转型的漫长过程也在发轫。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中产阶层正在更多地参与决策过程并为他们的权利抗争。中产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随着中国的进步也在强化，他们参与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法制、妥协、理性博弈来实现，他们正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清华大学·孙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