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上看，罚金作为犯罪的一种法律后果，必须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罚金的适用应当以犯罪的情节为根据。脱离了这一原则，随意适用罚金刑，就会失去罚金的实际意义，违背立法精神。
笔者所在地为省级贫困县，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该地基层法院在判决的154件公诉案件中，有71件116人判处了罚金，占案件数的46．11％，罚金总额达172．7万元；在判处罚金的案件中，有22件同时判处缓刑，占30．99％，有86人在宣判前交付了罚金，占74．14％；因盗窃罪被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有31人，无一单处罚金。数据表明，在近年来的刑事审判中，随着罚金刑适用的日益扩展，暴露的问题日益明显。
一是刻意适用罚金。当前，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对于可以并处罚金的，法官无一不选择并处罚金；对于可以单处罚金的，却大多同时选择了其他主刑；对于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未成年人同样判处罚金。
二是随意确定罚金数额。由于缺乏明确的计算标准，各地法院在确定罚金时，数额相差较大。即使在同一个法院，哪怕是同一个法官，都不敢说对所有当事人都一视同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是违法收缴。为了减少执行负担，法院在案件宣判之前先收取罚金的做法已日益普遍。更有甚者，将被告人是否交付罚金视为悔罪情节，从而与主刑判决的轻重直接挂钩。只要按时足额交付罚金，就能得到从轻判处，并尽量适用缓刑；没有能力支付罚金、不及时交付罚金或者拒绝交付罚金的，一般都判处实刑。
四是判而不缴。这是在近年来应罚不判的情况逐渐消失后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在并科罚金的场合，罚金刑的缴纳与主刑的执行无关，犯罪人及其家属往往十分消极甚至抵抗，加之罚金刑执行案件激增以及我国公民财产状况比较隐秘，使执行机关难于调查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导致罚金难以收缴尤为突出。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建议，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依法加强对包括刑罚执行在内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罚金刑以剥夺当事人的个人财产为内容，直接影响到公民个人在商业社会的生活质量和自由程度，因而也应接受监督。就检察机关对罚金刑的具体监督而言，对于罚金，判决生效前应由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监督，生效后则应由监所检察部门监督；在监督内容上，公诉部门主要负责审查罚金的使用及其数额的确定是否合法合理，以及制止法院先收后判，监所部门负责罚金的执行监督，包括罚金是否收缴，方式是否合法合理，以及减免情况等；在监督方式上，以个案监督为主，以整体监督为辅。（湖南省新邵县检察院·邓红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