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0年代初，贪污受贿远比大陆严重，黑帮公然在大街上收保护费，警察就站在傍边，因为得了好处视而不见。一个分管地下毒品交易市场的警察，每天的收入是一万港币，而当时公务员的月工资也不过一千港币。       葛柏案为廉政公署成立的导火线。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的财富多达四百三十多万港元，怀疑是从贪污得来。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否则就会拘捕他。然而在这段期间，葛柏竟轻易逃离香港到英国，使积聚已久的民怨爆发，连大学生也参与、发起“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要求政府缉捕葛柏归案。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在调查葛柏潜逃事件后表示，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才能有能力打击贪污。1973年10月的立法局会议上，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于1974年2月成立廉政公署，廉政公署成立后更即时接手调查葛柏案，全力缉捕这名曾红极一时的总警司归案。直到将葛柏引渡回港受审被判有罪。       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在民众当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在于他不畏压力，首先查处的是警察贪污腐败案，曾引起几千警察的示威，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随后查处上市公司做假案、商业贿赂案也是不遗余力。佳宁案、海外信托银行事件、26座公屋贪污案一件件真相大白，使公众对其信任有加。       多年以来，廉政公署致力打击贪污，使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这是香港国际地位提升的因素之一，也是香港法律人的骄傲。       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为什么不能学学香港，建立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保证反腐的高效率？       廉政公署能够高效运作，在于他只对港督一人负责，现在只对特首一人负责，同时执行处权利极大。检察院虽然也有反贪局，但反贪局是检察院下面的机构，要对检察长、政法委书记、院党委、同级政府党委、人大负责，从权利制约上讲，二者不能同日而语。还有政府官员以及党员犯罪，要过纪委这一关，纪委与检察院的关系怎么摆，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此外政府监察局之类机构，也在做反贪工作，这么多部门都在管，最终导致的是效率低下，腐败层出不穷。       中国的反贪机构不是没有而是太多，成立类似廉政公署这样的权威机构才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如何整合资源，树立反贪机构的权威，是法制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为权利需要制约，我们盼望有自己的“廉政公署”！

【作者简介】
张绍明，武汉律师，法律硕士，代理过全国首例性骚扰胜诉案等多件有影响案件，对公司法、侵权法、劳动法有一定的研究，出版过首部系统研究性骚扰问题的法律专著《反击性骚扰》，现担任武汉十余家中外企业常年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