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系会昌中学教师,准备调离该校，遂把该校配给其使用的一台钢琴卖给刘某。该校发现后称，钢琴属于学校的，张某只有使用权，没有处分权，要求刘某退还钢琴，刘某不同意，学校遂以张某为被告、以刘某为第三人诉至会昌法院，请求归还钢琴。

　　审理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张某在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将学校的财产（钢琴）卖给刘某，事后也没有得到学校的追认，即没有处分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张某与刘某间的钢琴买卖合同无效，刘某应当把钢琴退还学校。第二种观点认为，刘某在与张某订立钢琴买卖合同时，并不知道张某对该钢琴没有处分权，为善意取得人，根据民法的善于取得制度，刘某已取得该钢琴的所有权，叛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管析]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理由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换句话说，如果权利人不予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事后也未能取得处分权的，所订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当然不能合同标的的所有权，因此，刘某应当把钢琴退还学校。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理由主要是善意取得制度。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将其占有的动产有偿转让给不知情的第三人，且为第三人现实占有后，即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善于取得制度渊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目的在于保护善意受让人，维护交易的安全。但是，笔者认为，善于取得制度也有其不合理性。

　　首先，善意取得制度在保护善于受让人利益的同时，却牺牲了财产权利人的利益，限制了所有权的追溯力。善意受让人与财产权利人同为无过错者，两者的利益均应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而善于取得制度的创立则表现出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实属不当。

　　其次，善意取得制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的安全，避免交易的风险。根据交易的规则，交易的风险只能有交易各方来承担，没有转嫁于无辜第三方的理由。例如刑事法律中的赃物，就不适用善于取得制度。因为在防范交易风险方面，也只有交易各方最能尽充分注意。

最后，善意取得中，何谓“善意”，何谓“恶意”，是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界定，易给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顺害财产权利人的利益。

 郭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