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顾名思意，就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而非个别领导人的旨意治理国家。依法治国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制约权力的不正当使用问题，但这种方式是否有效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法治建设告诉我们，依法治国始终绕不开一个瓶颈问题，即特权阶层的存在。何处存在着特权，何处就存在着腐败。故依法治国首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

　　这里，我们首先要给特权下一个定义，我认为特权就是指因法律或其他因素而享有的一种独占性具有支配力量的社会资源。中国当前的情况是，特权在各个行业普遍存在，在个别行业突出集中。表现为：政治上，执政党一党独大，民主党派没有实权，也没有独立的对执政党监督的机构；经济上，国字号企业与跨国公司垄断融资与市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苦苦挣扎；社会上，二元户口制度的存在，不公平的高考制度；文化上，一些知名学者为钱途所困，成为利益集团的御用专家等等。

　　为何特权会导致腐败？首先，法律与政策的制定权与执行权由特权阶层掌握；其次，特权阶层的权力有法律保证而不受制约；再次，社会资源主要由特权阶层占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治特权与经济、社会文化特权共生共荣，社会和文化特权为政治特权提供了地位与舆论上的支持，政治特权为经济特权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上的保障，经济特权又为以上二者提供物质保证。这种共荣圈的形成，也是腐败圈形成的过程。

　　怎样消除特权，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成败。历史表明，自上而下式不流血的法治改革，除非有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并且够兼顾到其他特权阶层的利益，否则往往因为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而失败。20世纪的社会实践也表明，社会主义式的暴力革命可以割掉部分特权阶层的苗，但新的特权阶层却似夏天的蘑菇，一场大雨后又疯狂的长满田野。结合国情，我认为，由于特权阶层势力异常强大，当前中国既不可能彻底实施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更不适合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应当指出，中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中国式特权的解决之道，也应走循序渐进的的道路。

　　欧洲近代史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路，市民社会的是欧洲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土壤，商人阶层是其推动者，占市民社会主体的商人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要求私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并为此而主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政府来消灭特权，保障权利。故中国的法治建设应从深化市场经济入手，通过自下而上的经济革命，让更过的人真正的富裕起来，扩大中产阶级（包括富裕农民与工人）所占比例，使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占社会多数的中产阶级相对于特权阶级，在经济和话语权上逐渐占上风，从而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

　　当前如何深化市场经济？我认为，第一，应废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合理制度政策，如行业垄断，户口制度，农村承包地的转让限制等等，使物尽其用，人尽其能，地尽其利，利尽其享；第二，发展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出现贫富分化拉大局面，故应建立公平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通过市场经济的深化，藏富于民，使人民能够自尊独立的进行社会活动，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并有足够的能力为了共同利益而提出建设法治国家要求。如果以上两点都做不到，自上而下的法治改革不过是特权阶级的附庸风雅，暴力革命也将是迟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