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突出，特别是在中央鼓励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激励下，随着土地的收益显著提高，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往往会遇到以下疑难问题。

一、合同性质的认定

如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进行定性，直接影响到处理该类合同纠纷时的法律适用，是适用合同法，或适用民法等。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行政合同说、民事合同说二种不同的观点。行政合同说认为，农民通过与政府签订行政合同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承包期限内获得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其收益直接与劳动成果挂钩，政府以行政合同代替行政命令或指令性计划，在农业领域国家管理的方式上，行政合同管理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民事合同说认为，农地承包合同如同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一样是平等主体间签订的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其实，由于我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使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适用权相分离的，这也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非常特殊的合同，它既有民事合同的法律特征，也有行政合同的某些特征，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合同或民事合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从行政法或民法的角度来绝对法律的适用，而是应从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具体构成上综合考虑、分析，进而选择适用法律。在这点上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元形式理值得借鉴，该理论认为，对复杂的、非典型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析分为若干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就像化学家对化合物进行的元素分析一样。一个法律主体和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化约为若干的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尽管该理论中的一些具体的法律概念暂时还很难融入我国的法律体系，但其中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看成是权利束-一组权利的集合的方法，具有普遍性，同样可以适用于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法律分析，根据案件的不同，灵活、综合适用行政法律、法规和民事法律、法规。

二、合同主体资格的认定

农业承包经营合同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两个层次之间，在确定生产经营管理，落实联产责任制，提取劳动成果方面形成的一种法律关系形式。农业承包经营合同一旦发生纠纷，主体资格的确认和责任承担便尤为关键。

合同双方发生纠纷时，合同一方当事人发包方必须明确。发包方若是乡（镇）经济管理委员会、乡（镇）经济联合社等，它代表合作经济组织，应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具备法人资格，可将其列为诉讼主体，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发包方若是乡一级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政府合二为一，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自己的机构、人员，甚至没有法人代表，属乡（镇）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可以直接列乡（镇）政府作为诉讼主体，并承担民事责任；发包方若是村民委员会，而村民委员会大致分两种，一种是村委会同村经济合作组织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种是不设经济合作组织，村委会兼有经济合作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两种职能。这两种村民委员会都具有经济管理职能，可直接列村民委员会为诉讼主体，并承担民事责任；发包方若是村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行使经济管理职能，具有经济实体的特性，具备法人资格，可直接列村经济合作组织为诉讼主体，独自承担民事责任；发包方若是村民小组，它不是一级经济组织，而是村民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村民小组被给予了土地所有权，它可以成为土地发包人，具有经济实体的特性，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因不具备法人资格，若无力清偿债务，可由村民委员会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农业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方对外发生债务时，诉讼后，承包经营者为诉讼主体，并承担责任。若该债务确用于生产投资，承包者又无力清偿时，可将发包方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共同承担责任。发包方不负连带清偿责任，除合同中另有约定外。作为农村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方的主体一般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即农户（家庭）。它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是以农户家庭为经营单位的特殊利益主体，具有独立法律地位。若承包方即农户与发包方及对外经济往来发生纠纷时，可将农户直接列为诉讼主体，农村承包经营户主以代表与发包方及对外发生经济往来，户主代表行为所产生的财产后果，由农户承担，农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或者名为个人承包，但承包收益供家庭成员享用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承包、家庭承包、共同承包的承包主体是不同的，若承包方是数人(2人以上)，在承包经营合同中明确各方均为承包人并签字盖章，则应认定为共同承包，在诉讼过程中应作共同诉讼人对待。承包人数众多的，可由他们选派代表参加诉讼，但须经人民法院认可，参加诉讼的代表一经确定，其诉讼行为对全体承包人有效。数人共同承包的，对发包方或对外经济纠纷中的债务由各方承担，且相互是负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共同承包人内部可按协议约定或投资比例承担；至于个人承包极易与家庭承包相混淆，究其缘由，个人承包的承包方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户主，是以自己名义还是以家庭名义签订合同颇值考量，当然，合同上载明确定的承包主体便一切迎刃而解，但是模糊的主体表述需要仔细甄别。通常而言，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俗称“责任田”）取得的承包合同应认定为家庭承包，除此之外的其他承包经营合同，若无相反证据证明的，则应认定为个人承包。

三、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都应认定无效

我国法律对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承包方案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对于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作为承包方的情况法律还有特别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其法理依据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必须依照所有权人的集体意愿行事，发包方违反上述强制性规定，越权发包，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但是由于农产品生长周期长，季节较强，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基于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考虑，对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应当特别慎重。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9]15号）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可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单从法释[1999]15号的文义解释来看，该规定适用于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的效力提起的诉讼。而我们认为最高院此项规定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人民法院对同一事实关系的法律认定须保持一致，同一份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结果不应由于诉讼主体或诉讼请求的不 同而会有所不同。最高院就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无效请求设定了1年的除斥期间，只要在承包合同签订后的一年以内没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就不能再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所谓“进行适当调整”也是以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有效为前提的，对无效合同是没有进行事后调整必要的。

四、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充分

对于已经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违约，更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审判实践中因解除合同而引发纠纷数量相对较多，需我们重点注意。合同的解除分为协议解除及法定解除两种情形，协议解除一般来讲不会发生纠纷。但法定解除的必须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主要有：因不可抗力而解除；因合同届满而解除；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成就时而解除；因不能实现合同承包目的而解除；因承包方全家搬迁且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而合同解除；承包方无力经营且本人自愿解除；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死亡且无人继承其承包经营权而合同解除；承包方长期不予经营，造成承包地闲置而导致合同解除；承包方在承包期内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而导致合同解除；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劝阻无效的；合同的继续履行将影响一方重大利益的等等。一般来讲，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发包方或者承包方才能要求依法解除合同，否则解除合同即构成违约。

在实践中，常发生发包方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偏低和其它原因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新任村委干部对前任村委干部与村民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拒不认可，对未到期的承包经营合同单方解除后另行发包给他人，或自己承包；一些农村干部不学法、不懂法，法治观念淡薄，工作方法粗暴，承包户履行合同中稍有瑕疵，就随意单方解除其承包合同，另行发包他人，以及村集体以其考上大学为由私自收回农村学生承包地等情况，这些解除合同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其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的，对给承包人造成损害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川省邛崃市人民法院  叶 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