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郭蕊能否直接向李成索要因被交警部门误罚而支出的费用，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郭蕊无权向李成索赔。理由是汽车牌照是交通管理部门对运营车辆颁发的一种识别标志，属于行政管理手段，车牌号码本身不是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李成盗用郭蕊车牌号码损害的是公共利益，郭蕊的损失来自交警部门的误罚，而非李成盗用车牌行为本身所直接引起。因此，李成虽应受到有关部门查处，但郭蕊只能要求交警部门退款。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郭蕊有权向李成索赔，理由是：
1、汽车牌照具有行政管理手段和所有权凭证双重属性。一方面，发放车牌号码的确是交通管理部门为加强管理、规范交通秩序所采取的行政管理手段，车牌号码的确具有行政管理上的车辆识别标志性质；另一个方面，我国对汽车所有权流转管理所采取是“登记主义”模式，没有颁发权属证书的公示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颁发车牌号码已不仅仅是规范交通秩序的行政管理，也当然地具有对汽车所有权的权属确认和权属公示性质。即汽车牌照属于不动产的公示方式和所有权凭证，具有财产性的利益。据此，郭蕊的车牌号码不但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而且涉及个人财产利益。
2、汽车牌照可以作为侵害物权的对象。尽管车牌号码本身只是一个价值标签、不具有积极的财产价值，但并不能排除它具有一种消极的财产价值。因为交警部门是依据车牌号码来确认是哪一辆车违章，即是根据车的“户口”来查车，是对违章车辆给予区别的一个符号，车牌号码的真、伪与给予的符号区别并无实际意义，接受处罚的归根到底只能是驾车人或车主。也就是说，车牌号码直接影响着车辆所有权人的物质利益，成为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李成套用郭蕊的汽车牌照，已给汽车牌照所代表的车带来了多一重的、不必要的风险，直接影响着郭蕊的物质利益。
3、郭蕊的损失与李成的侵权，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郭蕊被交警罚款而遭受的损失，是车牌号码消极的财产损失的一种。消极的财产损失是针对李成的积极侵权行为而言，正是由于李成套用郭蕊的汽车牌照，直接导致郭蕊交出罚款，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因果关系，已具备了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郭蕊对李成的主张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作者：兴国法院 方园 钟修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