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某曾担任上海华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华连公司”）销售业务员。阮某任职期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于2001年2、3月先后交付给其金额共计人民币8.5万元的两张支票作为购房首付款购买上海市凉城路某弄33号102室的房产。阮某将上述支票以个人名义支付给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并以自己为权利人向银行办理抵押借款手续，最终获得该处房产的所有权。

■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阮某受委托办理购房事宜，可视为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购房款8.5万元非法占为己有，且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阮某以华连公司的8.5万元作为自己首期购房款，无论从实体或证据分析，均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主要依据是：1.被告人阮某原在华连公司的职务是产品销售员，业务范围及工作内容与公司购房毫无关联，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2.购房支票均由华连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交付给阮某，阮某取得支票属合法取得，而黄某委托阮某为公司购房缺乏相关委托证明。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阮某恶意占有8.5万元购房款的诉讼证据不足。二是如果公司委托阮某购买办公用房事实成立，阮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便利。

  　　首先，从诉讼程序上，认定阮某恶意占有8.5万元购房款的诉讼证据不足，无法认定。根据刑事诉讼原理，举证责任也即证明责任在于控方，被告人无需自证其罪。阮某辩称公司老板黄某为了挽留其在公司工作而奖励给其购房款，该购房款系合法取得。而华连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称8.5万元系其自己于2001年2、3月份委托阮某购买公司办公用房而交付阮某，双方未办理委托手续。控方为此提供了5份证言，即证人郭某，与证人黄某系夫妻，证据同出一源。证人顾某虽说是雇员，但根据证据反映，与黄某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作证词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即使可作证言，证明效力亦较低。另两份证言为公司财务所作，即证人崔某、叶某均称对此事并不知情。同时，作为被害单位的华连公司是在同年8月阮某离开公司后才报案，距离交付给阮某购房首付款已经时隔近半年之久，现又无证据可证实此期间公司曾过问阮某购买办公用房的事宜，且所购房屋登记产权人亦为阮某。而阮某辩称其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丈夫的徒弟，关系特殊，其放弃国外高薪待遇，留在黄某公司工作，是由于黄某为挽留其许诺给自己10万元购房款，指控的8.5万元是黄某给其本人购房的房款。再者，黄某所称的委托仅是一面之词，如前所述无旁人言词证据证实，也无书面委托手续。试想购房之类的民事法律行为仅凭口头委托，事后不过问，显然有违常理。此外，涉案的8.5万元分为两张支票，均是由黄某交于阮某的，其中一张5000元为空白支票，另一张8万元用途栏中写明“阮某购房款”，黄某的该行为从法律意义上讲是一种授权，对阮某而言是合法正当取得，而华连公司财务管理上并未按公司购房款入账，也未增加公司的固定资产。鉴于双方各执一词，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控方指控阮某恶意占有8.5万元购房款的故意，从诉讼原理而言，应作出有利于当事人的判定。

  　　其次，从实体上分析，即便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阮某购买办公用房事实成立，阮某的行为亦不属于利用职务便利。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利用职务便利是构成本罪的必要要件。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一般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在本单位所具有的一定职务，如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会计、出纳等，并因这种职务所产生的方便条件，即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阮某原系华连公司销售业务员，只是从事一般的劳务，其业务范围及工作内容与公司购房无关，也不存在前面分析的受委托办理购房事宜。阮某购房行为只是出于与法定代表人黄某私交，并非职务行为。从法理及刑法规定上看，阮某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购房款占为己有的行为，故而阮某涉案的8.5万元首期购房款不能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张 晶 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