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现实中鲜见有人进行系统的总结和阐释。这就导致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同样一种行为，在甲地被判无罪，而在乙地就被定罪；在甲地处刑较轻，在乙地处刑就较重；法官是一种观点，而检察官、律师或者侦查人员又是另一种观点；甚至在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也常因一些问题有较大的分歧……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不少法官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将一些经验承传下来：这个规定就这样理解，这种案件就这样定性，至于为什么，则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回答。当然，审判经验是必不可少的，有些经验也是理性的产物，但法官本身的理性思维更加重要。将审判经验强加给当事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但法官的理性则可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如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不能对法院判决心服口服，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并非鲜见。
《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应这一问题的力作。这并不是一部专门论述刑事法官思维方法的著作，论述的是如何解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作者多年来从事刑事法律研究和刑事司法解释工作，直接参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近几年又直接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见解，自然是权威可信的。但作者在本书中将法官的思维方法放到了最为重要的位置，虽然没有对其进行系统概括，但在前言中将其简明扼要地提出来，并将其贯穿至主文对每一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作是一本论述刑事法官思维方法的教材。
作者在前言中说：“解决的办法，当然要依据法律，也要遵循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还要考虑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力求司法公正。书中分析了大量的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的案件，阐释了起草司法解释的原意，试图给读者提供如何运用法律解决司法实务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初步发现刑事法官思维方法的一般规律。
首先是依法办案。依法办案，不仅是法官的常识，也是一般老百姓的常识。但是，真正做到依法办案谈何容易！且不说外界的干扰对法官依法办案形成的外部压力，法官自身对法律的正确理解，有时候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正确理解法律是法官的基本功。如何正确理解法律呢？书中提供了大量的例子，如关于自首、立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公务”、伪劣商品等概念的认定等等。通过分析这些例子可以发现，正确理解法律有如下分析方法：解释概念的字面含义、与其他概念比较、保持与其他规定的逻辑一致性、根据有关的法学理论来理解等。对于每一例子，作者都对如何正确理解其含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读者们如能加考究，必会大有收获。
其次是遵循法学理论。法学理论在法律实践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理论——法律规定——实务，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的法治建设日新月异，各种新规定陆续出台，各种新型案件层出不穷，没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在这种形势面前就会无招架之功。但有了法学理论积累而不能灵活运用，也同样不行。本书在这方面同样有精彩的表现，例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金融诈骗犯罪中的地位，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混乱的一个问题，当然理论上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作者明确提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是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不但综述了当前理论界的各种观点，而且又从罪名体系、犯罪构成、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的区别等理论范畴，进行了详细论述，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他的思维过程。这也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学习的地方。
然后是注重社会效果，追求司法公正。当通过解释法律、参考法学理论也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需要从社会效果或者司法公正的角度来分析了。这是法官思维的最高境界，也是我国当前社会形势对法官提出的必然要求。注重社会效果，追求司法公正，就需要法官深刻把握社会形势和国家政策甚至民情风俗等。对金融“三乱”案件的处理，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点。作者指出，考虑到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为了防止出现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就应当采取一种政策性的解决方案。这虽然是作者对出台《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背景的解读，但绝不妨碍我们的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参考和运用这种思维方法。
总之，熊选国同志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为我们揭示了刑事法官思维方法的一般规律，并且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了精彩论述。所以，我们不应当仅满足于从中寻找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更要从中发现、总结其思维方法的一般规律。如此，才不至“买椟还珠”。
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 柯良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