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１月，中山工贸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公司）与泰国汉渊有限公司签订了中泰合资玉米淀粉及深加工项目协议，后合同终止。１０月，中山公司与某市政府办事处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也终止。１１月，中山公司经某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其负债总额达１２万余元。同时，中山公司向市计委申请对中泰合资玉米深加工项目立项，市计委立项后报请上级审批，但上级未予立项。２００１年３月，中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为进一步实施其玉米深加工项目，虚构６００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了国华农业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公司）。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５日至２００２年３月，朱某先后７次以中山公司及国华公司的名义，持原立项批复、项目可行性报告、土地使用合同等书面材料，谎称建设中泰合资玉米深加工新建工程项目，需将项目工程中造价为几亿元的公路、厂房、库房、住宿楼、土建、土石方等工程发包修建，骗得３家建筑单位及４名个体建筑户与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然后以收取“工程信誉金”、“前期工程费用”及“借条”为名骗取８０．７万元，被朱某挥霍殆尽。

    检察院提起公诉，认为被告人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数额特别巨大的公私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朱某辩解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而是一种招商引资行为，发生的纠纷属一般的民事纠纷，而非犯罪行为。其主观上无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客观上无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某为弥补经营过程中的亏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裁判要旨

    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二是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因此，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民事纠纷、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解决本案定性问题的关键。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有相似之处：一是两者都产生于民事交往中，以合同的形式出现；二是对合同所规定的义务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三是合同诈骗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有时也伴有欺骗行为；四是两者都是非法占有特定物，但两者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合同诈骗是“目的犯”，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合同纠纷，行为人主观上则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对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的判断，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予以考察：一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二是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欺骗行为；三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四是行为人对取得的财物的处置情况；五是行为人在违约后是否愿意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六是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等等。本案中，从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分析，被告人朱某在与各被害人签订合同时，中山公司已负债１２万余元，国华公司又系虚构注册资金成立，租用的土地亦被终止，客观上根本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也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从签订履行合同中有无欺诈行为来分析，朱某为骗取各被害人的信任从而签订合同，虚构了其中泰合资玉米深加工新建工程项目的事实，并以此来掩盖其根本无力履行合同的真相，主观上具有欺骗的故意；从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来分析，朱某与各被害人签订合同后，不是积极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而是不断编造谎言，拒不履行合同；从对取得的财物的处置情况进行分析，朱某在短时间内，将从各被害人处取得的８０余万元挥霍一空，至案发时无力偿还；从违约后是否愿意承担违约责任来分析，朱某在各被害人发现其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时，即采取潜逃的方式逃避债务，使各被害人无法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从未履行合同的原因来分析，朱某在合同订立后是根本不愿意、不主动去承担相应的义务，合同的不履行是由于被告人主观造成的。综上不难看出，被告人朱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其主观上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客观上又实施了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的行为，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特征。

    对于本案是以合同诈骗还是诈骗定罪，则涉及法条竞合问题。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单列出来的一种新型经济犯罪，在犯罪构成上与普通诈骗罪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其既具有普通诈骗罪的共性，又有区别于普通诈骗罪的特性。在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形成了法条竞合的情形下，合同诈骗罪应优先适用于诈骗罪。本案中，被告人朱某诈骗行为的手段和方式均同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但其欺诈行为是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故对其行为应优先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高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