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悬赏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
从字面上看，刑事悬赏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中心词“悬赏”，二是限定词“刑事”。它是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为了快速侦破案件，向社会不特定人作出的一种以赏金换取侦查线索的法律行为。从本质上看，刑事悬赏完全是私法上的行为，而不是公法上的行为。站在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司法机关发出的刑事悬赏的悬赏部分应当属于合同法中的“要约”，该“要约”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了正式书面声明，任何行为人只要完成“要约”规定的行为，就对其给付约定的奖励金。只要举报人依“要约”完成了规定的行为，该行为就构成了合同法上的“承诺”。“要约”与“承诺”达成了合意，刑事悬赏合同就依法成立。
虽然有的学者提出，刑事悬赏是一种侦查手段?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实施的一种特殊行为?是国家机关行使公权的表现?是一种刑事司法行为。但笔者认为，司法机关行使的权力是公法上规定的权力，但并不能排除它在司法活动中某一具体行为具有私法性。私法行为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它的利益性和意思自治上。刑事悬赏的核心是借助利益驱动，向不特定的人收集信息，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机关调查取证，打击、惩罚犯罪的一种方式。从法律属性看，它属于私法行为而不是公法上的行为。因为公法上的行为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不管相对人是否同意，它都可以依职权为之，不具有双方的合意性。
虽然刑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举报。第四十八条规定，任何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但这并不能否定刑事悬赏的私法性。因为刑法规定的义务是道德义务法律化，并不具有强制性，同时，在立法上并未对违反此义务作出相应制裁规定。知情人不履行这一义务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更何况司法机关在公布刑事悬赏时，并不确知谁是知情者，如能预知谁是知情者，司法机关也不必要公布刑事悬赏，它可以主动上门寻求知情人的配合。尽管司法机关有权力要求知情人提供信息，但由于刑事悬赏寻求的知情人是潜在的、不明的对象，司法机关只能通过刑事悬赏这种形式，请求知情者给予配合，协助完成这一行为。
二、刑事悬赏是单独的法律行为
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有要约说（契约说）与单独行为说的论争。刑事悬赏作为一种特殊的悬赏广告，基于其与一般悬赏广告的不同，笔者认为，刑事悬赏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即不需要行为人作出承诺?就发生法律效力?对悬赏人有法律约束力?一旦某人完成广告要求的内容?就有依照广告的许诺?获取报酬的权利。
刑事悬赏是司法机关独自作出的一种承诺行为，同时也是给自己设定义务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提供符合司法机关所要求的犯罪信息，司法机关就必须履行给付奖金的义务。司法机关与知情人之间体现的是一种价值交换关系。刑事悬赏重在一个“赏”字，赏就是金钱或特定的给付。司法机关为了获得犯罪信息，自愿承担特定的给付。知情人如果认可这种特定的给付，他就会为特定行为，如果认为这种给付太低，他也可以不为特定行为，他这种为与不为是不须征得司法机关同意的，他也可以要求司法机关提高赏金以后再提供特定的犯罪信息。在这里，知情人提供或不提供信息完全取决于对赏金的价值评断。这就像司法机关办案寄信一样，司法机关必须给付邮费，区别仅在于付邮费与支付赏金的时间不同：一个在行为前，一个在行为后。它们都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体现的是一种债的关系。
华东政法学院 虞 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