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夏紅：江平先生访谈:我只向真理低頭
发布日期：2009-05-21 文章来源：互联网
一 學在蘇聯
關于留學蘇聯的情形，我以前曾寫過一個小文章，叫做〈雜憶留蘇〉，這裏面對于我當年留學蘇聯有一部分描述，你可以找來看看。
我被國家派往蘇聯留學是1951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正式派遣蘇聯的第一批。在這之前，像李鵬那樣的烈士子弟，是1948年直接從延安派出去的。我們這一批400多人，當時是第一批。我們派到蘇聯去的時候，沒有學過外語，俄語都沒有學過，而再後來從1952年開始派遣留蘇，一般先在國內先學一年俄語。所以我們當時去的時候，除了陳漢章做過俄文翻譯對俄文很精通之外，基本上沒有人懂。但我本人在參加工作以後原來有英語的基礎，所以自學了一點俄語，無非掌握了一些單詞吧。
那一批學法律的，我的印象也就我們十多個人，當時都是組織派遣的，組織從華北局、從團市委調的。當時我在團市委。我被選中後，只準備了一個月左右就出發了。
我們先被派到喀山大學。列寧曾經在喀山大學法律系讀書，後來因為他在喀山大學從事革命活動被開除了。但即便這樣，我們能夠去喀山大學，依然感到非常光榮，因為畢竟跟列寧是校友嘛；儘管列寧被喀山大學開除了，但是列寧曾經坐的那個位置什麼的都還被保留下來。
喀山這個城市現在說起來可能不算小，但是當時的地位來說，比起莫斯科、比起列寧格勒，當然沒有什麼名氣。當時在喀山學習的只有三所大學有中國的學生，一個是航空學院，這部分後來很多人成了我們航空航天的骨幹；還有化工學院，後來很有名的就是彭湃烈士的兒子，是我們國家的核潛艇的總工程師。
我們原以為會一直在喀山待著。可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搞了一個大赦，這一大赦就從監獄放出來不少人，所以有一段時期，喀山的社會秩序比較亂。我們也很擔心，我們駐蘇聯大使館也擔心，覺得這麼一個地方如果社會秩序不太好的話，會影響到安全，所以陸續這幾所學校的學生都到莫斯科了。所以我們是1951年到1953年在喀山大學學習，1953年到1956年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所以課程都是銜接的。
蘇聯的學制中，學院是四年，大學是五年。我們這些人除了陳漢章是俄文翻譯直接上了大學一年級之外，其他人都是先學一年外語再上大學，所以正常的學習時間是六年。我當時只上了半年的俄語，下半年我就隨著本科生上課了。當然很吃力，所有的課程要是想聽懂，必須事先把課文看一兩遍，完後再聽講就有些印象。這樣的話，我就在第一年的下半年我就開始跟著班來上課，參加考試，然後把第一學期還沒有考的四門課，我還在後來自己學完再補考，所以這樣的話我等于說比其他的人吧，像那一起去的還有王叔文、吳健璠，比起他們我等于說是提前了一年。這就是為什麼我常常說，我提前一年回來，搶個右派帽子戴，就是這個道理。
莫斯科大學學習也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就在老校舍了，老校舍雖然在莫斯科條件比較差一點，條件相對來說要艱苦一點。後來莫斯科大學新校舍修成了，在一個現在還很有名的當時叫列寧山現在叫麻雀山的地方。莫斯科大學新校舍現在仍然很宏偉、壯觀。我們在那裏大概有兩年時間。
蘇聯的學習方式，就像我在文章裏面介紹的一樣，蘇聯本身的法律體系仍然是羅馬法體系，蘇聯的教學方法也有一些很可取的，就是是德國式的SIMINAR，也就是討論式的，還有一些很可取的地方，要更多的著重于老師出個案例題，然後由學生討論，去從蘇聯現行的法律裏面找答案。這點對我們來說比較艱苦，因為不瞭解蘇聯當時的社會情況，在瞭解使用的法律方面會比較困難。
在蘇聯期間，每年假期的時候，我們都要去玩兒，有的時候去休養地區休養。我頭一年的時候，我去一個蘇聯同學的家裏面，那個家是在頓河附近的一個農村，我們在那兒待了三個禮拜，天天騎馬、喝牛奶等等。這個印象很深，當時蘇聯的農村雖然窮苦，但是他們那個村裏面比起我們的農村還是富裕很多。
而且還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蘇聯地大物博，在農村土地不那麼緊張，我記得那時候最歡樂的就是很多年輕人一塊到樹林裏面採草莓，都是很自然生長的草莓，自然的森林，自然的長出來的東西，不像我們的現在的土地這麼緊張，一寸地一分地都拿來種糧食。
從當時來說，蘇聯跟中國的關係，應該說分兩個階段：斯大林在的時候，我們關係還不是那麼緊密，特別是1951年到1953年這段期間。為什麼呢？因為斯大林覺得中國共產黨搞的革命終究還是農民的革命，不是很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所以他總覺得中國不是很可靠。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月9號左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當時斯大林賀電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的評價非常高，但是對中國就不是那麼的高了。我們剛剛在蘇聯的時候，正是當時斯大林在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在那兒還不能公開活動，因為斯大林不允許任何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或其他政黨在蘇聯土地上活動，當時我們的黨支部還不能成立，只能以學生會的名義來活動。
其實，中國跟蘇聯關係最好的時候，恰恰是斯大林死了後赫魯曉夫掌權的時候。那時候關係也比較密切了，而且我們可以成立自己的黨組織，黨組織活動也可以公開。那時候戈爾巴喬夫就在莫斯科大學團委工作，我那時候在莫斯科大學校學生會工作，可能工作的時候有所來往，但是現在也記不清楚了，那時候也沒有想到過他後來會做成這樣。
在莫斯科大學學習的這段時間，我們對于蘇聯法律的真正學習應該說不是很深入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在文章裏面也講了，就是我們不能帶任何中文書去。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俄文裏面的每一個法律概念，在中文裏面到底是什麼字，學了半天還都是俄文的概念。但是在中文裏這個字叫什麼呢？有的知道，像債，有一些就不知道相應的概念是什麼了。另外，在法律上，蘇聯本身還有很多很教條化的東西，蘇聯最大的問題就是教條主義，什麼東西都是一套一套的。
二 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學院
蘇聯學習回來以後，當初徵求我們意見做什麼工作。當時去的時候，組織上就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大致說你們這批人到蘇聯留學，建國以後第一批，又是文科，文科的人不像理科，理科的回來可以去工廠、鋼鐵廠、搞自動化、搞汽車等等；我們這些學文科，當時比較明確目的是起「母機」作用，就是回來後培養下一代人，這樣我們給自己定的目標也是教學研究工作。所以蘇聯學習回來以後，徵求我個人意見的時候，我也是同意做教學研究工作。
所以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分配，我就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學院，這是很明確的，所以在1956年就分配到這兒了。
分配來的時候，當時北京政法學院還是很小的，破破爛爛的。當時錢端升院長也見了，說歡迎我們。當然當時很明顯，大家心目中都知道黨的領導，錢端升只不過是名義上的院長，實權都在黨委的手中。當時黨委的一些人，都是從華北革命大學來的一些老幹部。所以回來以後，明顯感覺到革大的老幹部與北大來的這些知識分子之間關係比較緊張，隔閡也比較大。老幹部當然還是拿革大的革命培訓班的作風；但是這兒的知識分子都是從原來的北大、清華、燕京、輔仁等幾個學校轉過來的，還是原來受西方教育的那些知識分子，所以這裏面有很大的衝突。後來1957年反右的時候，這種衝突表現的更為厲害，明顯就變成革大來的一些掌權的人物來整這些知識分子。
我回來以後，被看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因為終究是我們國家第一批送到蘇聯正式學法律回來的。
當時到北京政法學院不久，正好來了一個蘇聯司法代表團。代表團的團長是蘇聯的一個副總檢察長，蘇聯的檢察長的地位很高，什麼都監督，下面來的也有司法部的，也有很多的教授，其中有幾個教授是法學方面的著名的老教授，他們的書都是我們在莫斯科時要讀的。當時還是1956年的時候，正是中蘇關係非常好的時候，所以蘇聯代表團來了非常的重要，國內也很重視。所以把我抽掉給司法部，負責接待蘇聯司法代表團。 所以我從10月份一直到12月份一直都陪著代表團。周總理也接見，其他的人也接見，他們做報告，我做翻譯。他們來了一個多月，他們走後，總結完了我回到學校已經12月份了。
三 中蘇法學比較
蘇聯的法律書籍非常多，我在那兒一個月總要買幾本書。當時我們是500盧布的報酬，吃飯吃300盧布，當時一本好一點的專著差不多要10個盧布，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經常跑跑蘇聯的書店的，法律書籍總是有新的出現。
可是我們50年代整個來說，我回來以後，沒有看到什麼比較像樣的著作，蘇聯的民法教材有各種各樣的版本，可是我們呢，50年代只有大家知道的中央政法幹校他們一幫人寫的一個，薄薄的，是大家共用的一本。連北京政法學院這樣的學校都沒有自己專門的教材，所以說，我所知道的50年代共產黨執政了以後，就沒有關于法學方面的、真正學術方面的著作；要有，也不過是領導人講話之類的，沒有一些真正的學術上的東西， 60年代也沒有。
當然整體上而言，蘇聯法學在刑法方面和意識形態比較強的領域裏面比較左，但是在一般的民法裏面，畢竟還屬于學術方面的，不會影響到統治階級執政的基礎方面，它還是不會太左。
我覺得我們解放以後，最大的問題就是批判舊法，現在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常常講，蘇聯十月革命勝利時，列寧頒布了一個《和平法案》和《土地法案》，只是把土地收歸國有，而原來沙俄時期的民法並沒有廢除，到了1923年通過的蘇俄民法典，才把舊俄民法典廢除。而我們一建國就廢除了六法全書，所有的國民黨法律都廢除了，自己又沒有法律，難道你這一廢除了，原來的婚姻都不承認了麼？這麼一來，廢除舊法就意味著原來舊的法律書籍都是偽的了，那些書都不能用，都是一些偽法、舊法的觀點了。就這樣批判舊法、批判舊法人員，把這些法治的東西都批判掉了。所以，批判舊法最大的特點是批判偽法統，你批判舊法就等于批判了整個法律體系和法律理念。這一下來，黨的政策來決定一切，不要法律了，所以這是從解放一開始就把法律的精神、法治精神批判掉了。
四 搶了一頂右派帽子
第二學期就要上課。上課也是匆匆忙忙，同時我也翻譯了蘇聯的一些東西。第二年開學也就二、三月份，開學沒有多久就開始整風運動，所以有一些課程沒有講什麼就停了。整風反右就這樣來了，四、五月份整風，到了六月份反右派。
我們去蘇聯時，當初國家也很窮，沒有飛機，我們到莫斯科是坐火車繞過滿洲里去的，走了九天九夜。所以這五年中間沒有回來過，對國內的政治情況、過去有什麼運動等等也不太瞭解，所以還是一個很天真的想法：既然是整風，黨的組織活動還是要積極參加的。
整風剛剛開始的時候，黨組織鼓勵提意見啊。我由于陪蘇聯司法代表團，等于剛剛來學校，對于學校啥也不知道，自然什麼意見也不能提。後來因為大字報越來越多，有的說現在整風沒有整起來，覺得學校有黨棍控制著學校，所以當時黨委也希望我們剛從蘇聯回來的也積極來參加整風。所以當時我也很積極，聽到這些反映，于是起草了二十個人的大字報。當時二十個人連副教授都夠不上，因為解放以後教授沒有評，連講師都是過去留下來的，都沒有評，所以都是一些助教。可是這些都是年輕的老師，二十個人晚上在這兒議論，根據大家聽到的一些反映，討論完了以後就議論了五條意見，讓我來起草，我就起草了一個20人大字報。我其實就這一件事。
這二十人的大字報裏面，第一條就是成立整風促進委員會，還有重要一條，是要號召中層幹部起來揭發。這時候主要是針對官僚主義，對辦學裏面遇到的問題，對于宗派主義提一些意見，那麼中層幹部應該起來揭發。我記得五條意見裏面最後一條是工會應該自上而下的選舉，工會是代表群眾的，不能上面來指派。
五條意見大字報一貼出來，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過去就是學生貼大字報，現在畢竟老師也貼大字報了，這個以前沒有啊。當時給我們的反饋意見都說不錯，這個大字報寫的還挺好，連校黨委書記劉鏡西、李金寶看了都說這個大字報不錯。
完了以後，我又代表青年教師，找了一個黨員代表，一個團員代表，一個群眾代表，一起向黨委反映意見。黨員代表我是民法教研室的一個林炳煌，他是華僑回來的，後來一直在香港擔任《鏡報》的主編，叫林文。我就是作為團員代表。還有一個姚照輝作為群眾代表，三個人找黨委反映了意見，還受到的表揚，說你們的精神很好，我們會認真考慮這些問題。但是後來，大字報上的言辭越來越激烈了，有的人甚至在大禮堂掛出橫幅「黨棍滾出去！」自由論壇都出來了。所以反右開始後，沒有多久就把我們大字報定性為反動大字報，把我劃為右派。
我想被劃為右派，我自己覺得剛從蘇聯回來跟學校任何人沒有矛盾，但是必然會對某些人產生了威脅。我知道當時教研室裏面有一些非常積極的人，巴不得把你打成右派，這樣至少你留學生的光環沒有了，他可以排除一個在學術上或者在工作上的一個競爭對手，這個是隱隱約約可以看到的。
當然也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到一點，就是大家都盼望著真正能夠作為知識分子，按照知識分子所想的來辦校，所以提出了「知識分子辦校」的呼聲。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右派言論。我覺得從學校當權者角度來看，當時最大的右派言論就是兩個，一個是依法治國，這過分強調法律，被看作是舊法觀點；另一個就是知識分子來治校，這在他們看來就是排除黨的領導。一個舊法觀點，一個排除黨的領導，主要的問題和矛盾都體現在這裏。所以從當時情況來說，除了過去華北革大來的這些老幹部裏面極個別的人跟領導不合被劃分為右派之外，剩下的右派分子基本上是知識分子。
當然被劃為右派之後，我就是那個情況了，後來大家都知道。
五 在安徽過文革
包括我本人在內，文革期間北京政法學院整個去了安徽。
在文革期間，像我們這樣一些人，大致都是在兩派組織下面活動。當時有哪兩派組織呢？一個是政法公社，一個是政法兵團。絕大部分的右派或者叫摘帽右派都屬于政法公社，但是我卻跑到政法兵團去了。這裏面有一些原因，政法公社是劉鏡西這些原來正統的人比較喜歡的。
而我在文革期間有一件事情，被大字報揭露以後使我非常難過，也看破了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劉鏡西當北京政法學院黨委書記的時候，我隱隱覺得他對我們這樣的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很年輕回來就被劃右派還有一點惋惜，說好聽點，這人還有點愛才，所以我還是留在了學校，當時我們也沒什麼太多的要求。而且，劉鏡西還讓他兒子到我這兒來補習外語和一些別的東西。我覺得他把兒子讓「右派」來補習，就說明他對右派並不是像公開場合那樣特別痛恨，原來當時也沒有說，就算是敵我矛盾也是按人民內部的矛盾處理，繼續留在學校教書。
1965年的時候搞社會主義文化教育活動，當時叫做「小四清」，學校裏面也搞了。後來就有人揭露，居然揭露說我拉攏學生。說我怎麼拉攏學生、腐蝕學生呢？有幾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所謂在家宣傳蘇修歌曲。當時政教系那個班學生老到我這兒來，因為我教俄語啊，跟每一個班的學生都有接觸，因為我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聽聽唱片什麼的。那時候中國跟蘇聯關係已經鬧僵了，他們就說我在家還宣傳蘇修歌曲。還有一次，有一個學生問我，說老師你這個腿斷了可以不可以跳舞，我說我從來沒有跳過舞。學生說，蘇聯的將軍兩條腿斷了都可以跳舞，你怎麼不能跳舞啊？于是我很自然就試了一試，看能不能跳，後來也有人揭發，說我在自己住的地方開跳舞晚會。另外，學生那時候演出沒有地方借西服，也都從我這兒來借，于是就有人揭發，說我是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來腐化學生。最後又有人說，政法系的兩個學生回家沒有錢，我送給他錢，這也成了一條罪狀了，說困難不向組織提出而向右派提出，右派用小恩小惠拉攏他了。如此等等，這些材料使我變成了腐蝕青年了，最後黨委決定，要準備把我清除出去，就是強令離開學校到外面去分配工作。一直把我留在這兒，說明我還有用。
但我看了這個材料，心裏很不是滋味。這些人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最後真是什麼都不顧了，最後可以表明他是很左的。他的立場很簡單，一切都是右派在腐蝕他們。我想這些人的手段太厲害了，當年需要我幫助他兒子的時候，讓他兒子到我這兒來學這個學那個，最後一看火要燒到他的時候，他馬上就以更堅決的態度把這些人清除出去以表明他的政治立場。我說這些人太可怕了，所以我對這些人一直到現在沒有好感。
其實你要是僅僅隨大流還比較好說，整個政治經濟形勢要反右你也反右，形勢要反左你也反左，但是你為了保存自己要劃清界限。這個裏面有好幾個人。比如原來外語教研室的主任，平常對我們都很好的，因為那時候所有到外語教研室都幾乎是右派，他們都知道我們講課好，效果也不錯，所以還能待得住。一到文革，大字報說這些右派極其的狠毒，要劃清界限，他們也跟著來了。所以左的人，我一直覺得有兩種，一種是左的可愛，一種是左的可恨。法學界也是這樣的，有的左的可愛，像孫國華，我就是這個觀點，我就是維護黨的統治，我就是這樣的觀點，也不整人；像張光博這樣的就是左得可恨，平時我也什麼權利本位之類，一到情況變化馬上就翻過來，拿這個來攻擊別人。
六 進入北京政法學院領導層
文革結束後，其實我本來是要到社科院法學所去的。四人幫倒台後，王家福先來找我了，所以我現在跟王家福的感情很不錯。他知道我在延慶一個中學，專程到延慶想拉我回法學研究所，因為他知道我是解放後第一批到蘇聯學法律的，回來的比較早，學習成績也不錯，我剛開始都答應他了。可是後來北京政法學院復校，我還是又回學校了，對學校畢竟還有感情。
當時給我平反以後，讓我在民法教研室。當時還不敢封我為主任，就叫負責人。當時我們民法教研室有兩個負責人，一個姓陳的，還有一個我。他是黨員，但專業不強，原來不是搞法律的，這樣的話，實際上業務方面都是我來抓，比如拉一些人回來開課什麼的。
1979回來復校以後，學校裏最大的矛盾還是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的矛盾，因為北京政法學院兩派矛盾積累太深，鬧的很厲害。而學校當初掌權的實際上還是劉鏡西，他是北京政法學院復校小組的負責人。劉鏡西他過去反右時整過人，在文化大革命他也有傾向性，特別是他是代表政法公社，支持政法公社的，對政法兵團的人有一定意見。而學校負責人多數也是政法公社的。可是政法公社恰恰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奪權的，被中央定為奪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權都是這些人，所以當時曾經定過政法公社的幾個頭頭是「壞分子」。在這個情況下矛盾更厲害了，所以後來沒有多久就調曹海波來了。
曹海波是從湖北海運學院來黨委書記任上來的，他就這麼進入到政法界了，他現在在政法界還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他來了以後，比較支持政法兵團，把兵團的一些人提拔為他的秘書等等，又反過來了，這又引起了政法公社那一部分人的不滿。所以這樣的話，曹海波也在這兒待不下去了，當時意見很大，因為校領導裏面政法公社的人佔多數啊，教員裏面政法公社的也是佔多數啊。當時這種兩派對立的情緒都在人們的腦子裏面存在，因為十年下來這個感情矛盾衝突很厲害，誰能夠被重用誰能夠進領導班子這個就很重要了。後來司法部決定曹海波這個班子也不行，又派陳卓來做調查組組長，來看問題在什麼地方，實際上當時已經內定陳卓當書記。
陳卓一調查發現，覺得確實受重用的都是兩派比較積極的一些人。所以陳卓奉著司法部的命令，用了一些比較不是兩派重用的人。這個就跟我有點關係了。當時學校打算印教材，而恰恰我們教研室搞的最好。這樣的話，大家一看我又平反了，又是第一批留蘇的，業務能力在當時來講又是比較強的，所以最後就選定了我擔任北京政法學院負責教學的副院長，那是1983年初我就在這麼一個情況下進入了領導班子。後來1984年北京政法學院變成了中國政法大學，我原來是本科生的副院長，後來不能說再有本科生院了，本科院跟研究生院就都歸入中國政法大學。這樣的話，我就被提為副校長了。
那時候我不會介入到哪一派，學校領導也好，司法部也好，後台是誰我都不去找，包括書記陳卓在內，我也是有事該請示請示有什麼事該我做我就做做。所以他們對我的一些做法，有的滿意，有的不滿意，認為我這個人太獨立了。有一次，我記得請了美國的一個學者來做演講，陳卓就說，你這麼大的事你都不請示，批評的很厲害。我想這有什麼嘛，教學課程我也是這樣的，反正我覺得應該我做的我就做，你愛喜歡不喜歡。找了一些管教學的人，嚴端教務長啊，有一些他們認為是右派分子，我還是憑著這條我行我素。但是有一點東西是我跟學生的關係不錯，這個上面已經看到了。所以有一次學生罷餐的時候，是鄒瑜當校長了，他來的時候也是特別拉著我到學生裏面去做工作。
反正在那段時期仍然是存在很激烈的矛盾。如果說50年代北京政法學院的矛盾是知識分子跟「革大派」老幹部之間的矛盾，那麼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兩派了。而到了80年代，實際上學校就是一種左的力量和認為現在右派掌權的，有些人公開在下面說現在是右派掌權。陳光中當時雖然沒劃右派也是右傾，當時像嚴端等等出來工作都是右派，所以有人說原來左派吃香，現在是右派吃香。
七 1989年中發生的大事
到了1989年這個問題就暴露了，所以1989年出了一些人挑事，就說你看都是以江平為首的一幫很右的，實際上都是支持動亂的什麼的組織。這就形成了這麼一個局面。還好，到了鄧小平南巡講話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也沒有認為你這個東西什麼右不右了。
1989年夏天有過一個所謂的十校長宣言。十校長宣言是北京市委組織的，市教委通知我去參加會。當時，北大、清華校長說事情這麼嚴重，希望利用十校長的影響力搞一個簽名，這個簽名都是在市委的領導下搞的，所以最後追究問題時，市委一直講，十校長簽名不算問題，這是我們都知道和同意的。後來還有一個新的十校長簽名可跟這個大不一樣，就說，沒有經過市委同意的，誰簽名都不可以，那不就不管了。所以十校長簽名沒有什麼問題。
十校長簽名後，我們還一道去了中南海見了喬石。當時喬石說話比較樂觀。十校長表示，現在問題這麼複雜，到這麼尖銳的程度，中央也沒有聲音，怎麼辦呢？當時喬石說，你們不用著急，我們可以解決。當時我們問怎麼解決。他說，哎呀我們一告訴你們，外面馬上就知道了，這並不好。但最後他還是說了，他說我們最後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體到天安門廣場去勸勸學生，他是這麼說的，「如果學生還不聽，最後絕食絕到緊急關頭，我們要動用救護車進去，帶著家長到裏面把學生帶出來」。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餓死人了。當時他的意見還是中央政治局一致的意見和辦法，準備採取強制救出的辦法，誰也沒有想到最後是這麼一個結局。
當時直接管這個的是擔任教育部長的何東昌。他裏面最壞的一句話，我當時在哪兒是聽到了。當時市委開會的時候，十校長老去啊。當時市委徵求十校長的意見，問這個怎麼辦呢？當時大家讓我發言，還是人大常委嘛！我的意思就是跟學生妥協。我記得當時北京市市長陳希同說了，他說沒法退，退了的話共產黨就垮了，不能讓步，一步都不能讓。
這是在那之前的那次會上，何東昌說了一句話我覺得最壞了，我也是記得他一輩子。他說你們校長急什麼？我們當時說，現在學生對于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很反感，社論說這是一小撮人在中間怎麼怎麼的，我們問，那這一小撮人究竟是什麼呢你們現在也不說，你光說有那麼一小撮人。他說了一句話，說你們做校長的不要著急，這就是1957的年形勢，讓他們去跳吧，跳到最後就知道誰是這一小撮了，這就是引蛇出洞。那一段中央也沒有聲音，其實是激化矛盾，讓一部分人跳出來，最後用武力來收拾你。當時我對學生運動到這個地步的時候，我覺得非常的傷心的，就是學生最後還是被人做了砝碼，做了一種工具，最後來看誰跳的最兇的，最後他就想一網打盡了。
大家說我曾經對要出去的學生在校門口下跪，這個並不是很真實，我在門口堵過學生。那時候外面已經很緊張了。我說過一句話，我說你們家長讓你們來學校學習，我對你們的安全負責任，如果你們現在衝出學校去，可能會跟軍警發生衝突，這樣會流血，這樣我做校長的要承擔責任，所以我要對你們的家長負責。我站在門口，如果你們要出去，你們從我身上過去，這個有，沒有跪下來，我們當時都是和學生坐在地上的。
我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宣布軍隊戒嚴後，當時學校開黨委會，楊永林講完宣布中央軍隊進入了以後，又召開黨委擴大會，處級以上的人都參加，形勢很緊張。傳達完了以後，最後問我，江校長你有什麼話要說嗎？我說了一句話，後來這個話在天安門廣場立即播廣播了。我說我表示三條意見：第一個學生是愛國的，第二個動用軍隊是錯誤的，第三個黨內沒有民主了。說完話後我也覺得這校長絕對不會當了，因為我說了跟中央不同的意見了，這就是我的當時的態度。
我這個的問題恐怕有人也知道，上面要怎麼處理我一直很為難。1989年5月26號，按照原來的計劃，中國法學會派出一個代表團，叫中國民法經濟法代表團到美國夏威夷開會，我當團長，我帶了八、九個人過去。在夏威夷開完會後到了舊金山，當時正好是六月四日以後。我在舊金山全部看到了當時美國報道的天安門廣場的情況，當時舊金山到處都是遊行，反對鎮壓學生，形勢是很緊張的。
到了飛機場，準備坐飛機回來了。這時候美國的一位教授還給我打電話，他說你這次回去危險不危險，你的態度我們也都知道。我說，我一定要回去，在這種情況下不回去不行。當時很多人發表聲明這個那個的，飛機已經空了，很多人不回去了。我記得機場有一個美國記者來訪問我，當時我在這點兒上特別謹慎，我說我不會說英語，說不好，拒絕採訪。當時有一個復旦大學的董世忠教授說他還有點事情沒有回去，其他的都帶回去了。6月6號晚上半夜到了北京機場。戒嚴，車都沒有，什麼都沒有，所以鋪了張報紙在那兒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回去。這一條是最後考驗我政治態度的最重要的東西，認為我沒有在六四以後不回來，而且還帶著訪問團回來的，表明我不是願意到國外去，不是跟黨對立。所以後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司法部決定是免職而不是撤職，這兩個差很多。
在最後司法部宣布免職的時候，是在禮堂搞的，司法部的一個副部長來的，來宣讀免職的命令，但不管怎麼說，我對學校的建設有貢獻。免職和撤職，大家也知道這兩個差不多，但是這兩個字的法律含義差很大。關于我被免職的情況，賀衛方的那個日記差不多。我最後的兩句話就是「一直要做到將來要永遠不愧對人民，不愧對歷史」。這樣的話，人大常委會還沒有到期，所以我還是人大常委會委員。
後來就形成了這麼一段很特殊的階段，從1989年到1993年。這段時間不允許我出國， 甚至校黨委書記派黨委辦公室主任來找我，說校黨委決定，今後要是跟外國記者、外國人接觸要事先報給校黨委。我當時很不客氣地說，我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如果會場上有外國記者問我，我是不是也要用原話告訴他，「我沒有辦法跟你談，因為我要經過校黨委的同意才可以跟你談，你要說是需要這樣的話，我就這樣跟人家說。」他說，那個就不用了。我說，那是你說的啊，凡是跟外國人談話要得到你的批准，結果被我頂回去了。
這一來的話，在學生中有了影響。後來有一些會我就不參加了。有一次紀念我們學校幾十周年的校慶的時候，在會上唸到我的名字，嘩一下子掌聲就沒有完了，他們說你看這個會學生抗議了。1990屆的學生畢業的時候，學生們也是不肯散場，等著我過去。
當時壓力非常大，當時6月份召開人大常委會都是兩個月一開，雙月，所以六月下旬開人大常委會，這個會議變成了聲討趙紫陽的大會了，一個個的在罵趙紫陽，說反革命暴亂等等。當時人大常委會裏面學者有我們三個，有厲以寧，他跟我一起搞了人大常委會24人簽名，一個是董輔軔，我們三個都是大學教授，法學和經濟學，我們三個到最後就是沒有發言，壓力真的很大，那些人都看著我們，好像我們是支持動亂的。那時我們不能表態啊，一表態就說明你的立場被變過來了，你不表態說明你的立場還是沒有變化。唉！
江平口述 陳夏紅整理
訪談時間：2006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