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网络民意的理性化

发布日期：2009-05-15 文章来源：互联网

自从孙志刚事件以来，网络一直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黑砖窑”奴工的解救、刑讯逼供的整治、许霆案的改判、“周老虎”的鉴定、“结石奶粉”的曝光、瓮安事件的调查直至最近“躲猫猫”事件的处理……，几乎每一次得到中央关注和解决的重大事件都是通过网络而产生全国性影响，进而形成强有力的主流民意。事件总是发生在中国某一个角落，但是经过网络迅速传遍全国，并产生强烈的道德激愤，最终惊动中央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管道平息地方事件产生的全国风波。当然了，网络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在绝大多数时候，网络只是表达一种意见，而未必能产生任何行动或解决任何问题。譬如今年“两会”期间，各大网络媒体都组织了网民和总理的对话活动；网民参与非常积极，但最后的效果恐怕也只是让总理大致了解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总理个人是无法一一那么多问题的。然而，网络依然让中国人看到了传媒的力量，网络的便捷快速和成本低廉，使之注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民意形成管道，甚至可能成为传统民主的一种替代手段——如果运用得好的话。不过这只是一个“如果”。要让网络发挥正常民意的作用，还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首先要注意的是，“网民”和“人民”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网民当然也是人民的一份子，但是范围比后者狭窄。这样，网络意见很可能只能体现某部分人的“民意”，而未必能准确地代表全体民意。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即便中国目前已有近三亿网民，网民的分布是相当不均衡的，城市上网的人显然比农村多，沿海地区的网民比内地多，因而“网络民意”很可能带有地区尤其是城乡偏向，网民们对特定问题表达的所谓“主流民意”或许只能代表多数城市人口的意见，而未必能代表占人口2/3之多的广大农民的意见。因此，要准确体现中国的“民意”，恐怕不能只看网民们对特定几个选择的点击数，而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地区尤其是城乡平衡。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网络民意的理性程度。这个问题当然并非网络独有，而是所有对话交流都面临的困难。在自私自利的意义上，人确实是“理性”的，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会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或利益诉求。即使在面对面的直接对话过程中，也会出现语言暴力甚至肢体冲突等非理性现象。然而，网络以其特有的方式加剧了网络对话的非理性倾向。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网民们并不直面对方，也不需要担心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因而可以更加率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便明知自己的表达方式会激怒对方，网民很可能还是无所顾忌，因为所承担的后果无非就是一场隐身遁形的“口水仗”而已。网络对话的间接性和隐秘性既使网络言论更加自由，也让网民对自己言论承担的风险责任降低到最小限度。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言论者至少要当场面对听众的反应并顾及自己的颜面，因而不得不将某些激进、粗俗等不负责任的表达方式掩藏起来，至少在表面上显得更为平和理性。相比之下，网络提供的私密空间反而让人摘掉了最后一层文明的面纱，容易使网络对话以不加修饰的赤裸裸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进而加剧网络对话的非理性趋向。与此同时，当面对话至少能保证各方在场并当场聆听对方的观点和论据，而不同人的观点也能通过活生生的形象而产生更深刻的印象。由于网络对话无法保证这些条件，文字对白也显得比较枯燥乏味，对话质量相对较低，一般仅限于表达简单的个人立场或情感，很少出现长时间围绕某一个专题的理性、深入交锋。由于缺乏充分讨论，网民更容易在信息不对称、论据不完全的情况下抱着凑热闹的心理作出判断，网络对话也更容易为少数激进甚至极端的立场所主导。网络交流的非理性倾向值得重视，因为理性是民主的前提。只有在各种立场以最有说服力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并让公众参与辩论的前提下，才可能通过多数主义民主程序作出对社会最有利的决策；否则，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少数人操纵下的“暴民心态”的集中反映而已。如果网络民意为非理性力量所驱使，那么它非但不能承担起形成理性公意的重任，反而会助长社会的偏激、盲动和任性，甚至受少数人利用而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网络民意的理性化要求我们扬长避短，尽量克服网络言论的随意性、情绪化和激进倾向，引导网友进行理性对话。关键在于保证大多数网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但是由于毕竟不是面对面，做到这一点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今年“两会”期间，北大宪法研究中心曾和腾讯网联合举办了高校招生地域歧视问题的网络对话活动。我们将来自31个省市的200多名网友分散在8个QQ群，每个群基本上都能保证有来自各省的网友参加。虽然每个群的协调人尽力让群内每个网友都参与对话，但结果还是发现积极对话的网友只有五六个，其余大部分网友都保持沉默。相比之下，我们去年夏天在深圳组织的“劳动合同法▪劳资面对面”对话会效果更好。由于是劳资代表当面对话，我们至少可以保证每个参与者都至少发表一次意见，而且对话的时间更长、质量更高。网络则缺乏适当机制将网友长时间聚焦在一个话题上，而如果不能对特定议题连续投入足够时间，那么网民们就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认识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即便网友们都登录了QQ群，我们仍然无法保证他们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一直在场。尽管如此，网络对话的发展潜力仍然是不可估量的。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对话成本低、反应快、覆盖面大并极易推广。有些问题是地区性的，因而可以在当地组织面对面的对话交流。譬如《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组织全国性对话的意义有限，而在深圳或某个特定地方组织劳资面对面交流不仅效果显著，而且成本也可以被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然而，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域平等显然是一个涉及不同地区的全国性问题，地方性对话必然带有明显的地区偏向——北京人肯定希望维持现存高校招生制度、山东人肯定希望打破北京高校对本地的保护，因而这类对话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而即便只是将全国各地上百名参与者集中到某个地方也必然耗资巨大，超越一般主办方的承受能力并给参与者带来不便。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对话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民意形成机制。同时，网络对话虽然存在非理性倾向，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分夸大这种倾向。“周老虎”事件表明，网民中不乏专业精英，他们个人的调查、研究和鉴定水平丝毫不亚于任何官方机构——事实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是网民，现在连国家领导人都上网了。如果他们的见解能得到多数网民的重视和考虑，那么网络民意就已经走上了理性轨道，而“周老虎”事件的结果证明理性的力量是可以对多数网民的判断发挥主导作用的。在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网络问卷中，我们刻意设计了几道知识题（譬如目前高考和高校招生的方式），结果发现3/4左右的网民们都给出了正确答案，说明大多数来参加对话的网友对所要讨论的问题都具备基本认识。虽然个别网友的表达方式可能有点偏激，理性对话的基础显然是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引导他们在耐心接触各类信息之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至于对涉及国家利益等敏感问题的网友反应，确实存在走向偏激甚至极端的危险，但是许多非理性判断正是网络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譬如网民们之所以对可可可乐兼并汇源的方案反应过激，主要是因为不了解汇源其实是一个外资公司而非“民族企业”。要消除这种非理性现象，根本并非在于控制网络表达，而恰恰在于保证充分的网络言论自由，让各种观点立场和各种版本的事实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让网民们有机会在信息全面、论据充分、立场多元的环境下作出自己的选择。中国网络民意的前途在于网民的理性，或更准确地说，在于我们对网民理性的信任；如果我们出于种种担忧或恐惧不让网民们接触各种不同的信息，那么我们的网民永远不可能变得成熟理性。当然，如果先前的教育模式对某些个别问题形成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致使多数网民不顾事实真相就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就尤其需要让他们坐下来聊聊天、冷静冷静，在心平气和地接触对立观点并弄清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再做判断。我个人坚信，绝大多数的中国网民是理性的；通过适当的对话过程，他们完全有能力形成理性的网络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