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五六级的北风在报社门前呼啸不停。穿过凛冽的风，姚秀荣步履匆匆地率领几个目光焦灼的中年男子走来。
   “我给你反映个情况。”记者早已习惯了她单刀直入的开场白。
   又是一起职工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而且和过去她积极参与、奔走的事件一样，所有的当事人和她非亲非故。
   她来北京3天了，住在前门附近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每天要花20元呢。”她说，“我还住过5块一夜的大通铺呢。”
   她的独白是从2003年3月开始的，从那时起，当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姚秀荣开始回归一介平民，时年52岁。（以下蓝色字体部分为姚秀荣讲述部分）
   （一）
　 说实在的，不再当人大代表我挺失落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把自己锁在屋里，谁也不见。不是我留恋这个职位，而是我觉得从此少了个为老百姓服务的渠道。中国有句俗话：“人走茶凉”。我担心即使再管下去，那些曾经热情帮助过我的人从此会对我不理不睬。但有一件事重新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那是2003年4月一个清冷的早上，我坐在家门前一块石头上想事时，突然冲过来一对中年夫妻，急切地对我说：“姚代表，跟你咨询个事。”
   我说：“不是代表了，这些事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了。”没想到那女的突然扑通跪倒在地哭着冲我大喊：“你曾经当过人大代表，给俺指指路中不中？”
   我一下子惊呆了。当听说出事的是一个生活艰难的工人时，当了30年工人的我憋不住了。
　 来的这对夫妻是焦作一位名叫孙红林的下岗职工的哥嫂。孙红林33岁下岗，随后离婚，带着个14岁的孩子每月靠120元的低保艰难度日。
   下岗一年后的2002年12月，当孙红林去街道办事处领低保费时，被工作人员张小海告知已被扣掉30元用于购买本市旅游信封，于是他脱口而出：“没钱，我还有个14岁的孩子要养活呢。”
   张小海说：“别人的都扣了，你搞特殊不领就算了。”孙只好空手而归，随后向区民政局咨询，得到如下答复：“国家发放的生活最低保证金，任何人不得扣减。”谁料张小海认为这等于孙向上级部门告了他一状，便纠集合同民警王保良等人在派出所内对孙进行捆绑、殴打。
   孙红林随后死于焦作市人民医院急救室。公安机关尸检报告不认定孙的死亡与殴打有关。于是孙的全家踏上了漫漫告状路，直到河南省司法鉴定委员会重新出具鉴定报告认定了死亡确与殴打有关后，死者家属仍难讨公道。
   我立即给正在参加全市党政机关民主评议纠风会议的焦作日报社副总编卢靖之取得联系，他随后在会上就此事发言，并引起与会人员高度关注。市政法委、省政法委也先后对此事作出批示。不少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
   “领导重视，记者追踪，前代表奔波。”2004年底，所有打人凶手被绳之以法，最高被判12年，孙家获赔18万。
   这是姚秀荣在不再担任人大代表一年间惟一亲自参与奔走的一件事。在此期间，她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该怎样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维权经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他们引向一个正常且正确的轨道。于是，她从一个一线奔走者变成了一个热心的咨询家，找她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她的手机不敢开机，家里人不敢接电话。但姚秀荣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尽管她说得很明确，但不少人有时仍无法沿着她指的道路走下去。毕竟，他们没有她如此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更没有她在多年为民请命的过程中建立的“关系”。2004年4月，一位叫刘静芝的东北老太的不速造访使姚秀荣选择了再度出山。
   （二）
   那是一张我这辈子都难忘的脸，布满灰尘，两腮深陷，眼睛里充满无助，绝望，惊恐。浑身衣服破旧不堪，散发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味。
   听她说，是最高检控审处一位同情她遭遇的同志让她找我的。
　 但尽管这样，当她叩开我家大门想往里闯时，我还是硬着心肠说：我不当代表了，不管了。
   她当即跪在那里哭了起来。自言自语道：我再找谁呀？我被这句话打动了。便先把她请进屋里。原来她有个在部队上立过三等功的儿子转业后被人打死了。她56岁了，就这个独子。都是为人母呀，我最受不了这种事了。
   我坚持说我不是代表了，不好管了。但她说：“你总比我懂法呀！”那一刻我彻底被说动了。
   她的材料相当充实、可靠，只是有些杂乱无章。我先是找律师帮她重新写了份申诉材料，然后带她来到北京，和她一起住5元钱一晚上的大通铺。
   通过熟人，我带刘静芝来到了全国人大信访局，一位姓高的处长热情接待了我们。也许受的白眼太多了，刘静芝被这种热情感动得泪流满面。
　 随后进入全国人大督办程序。但半年后没有任何结果。只是当地有关部门找到刘静芝劝告她：别再告了。
   2004年十一过后，我再找有关部门督办。有人劝我：不当代表了，别管了。但我想：离了我，老百姓不是更难，再做出极端的事不是更影响社会稳定？
   于是，2005年4月，我带着刘的材料坐车到洛阳找一个我熟识的全国人大代表，他是个充满正义感的院士。我对他说：“你写写，我代你跑腿。”我4月21号把这份材料交给了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局一位姓丁的副局长，他看过后感慨道：“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此案再度被有关部门督办。
   7月，也就是全国公安大接访期间，当地公安局领导开始频繁造访刘静芝家，积极协调解决问题。刘静芝最终获得民事赔偿32万，结束了长达7年的奔波和等待。
   姚秀荣说：好多人说我爱告状，其实我内心里最不愿告状了，劳民伤财，有啥好？她将各类纠纷分成三类：一类是无理乱告，这占她接手案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当事人不懂法，认识水平低；一类是小冤小屈想不开，这也占三分之一，主要是被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给激化成难解的矛盾的；这两类姚一般都劝他们停访息讼。而对于事实确凿的重大冤情，姚秀荣义无返顾地充当着义务的代言人，沿着依法维权的轨道一路奔走。记者问她：“他们都听你的吗？”她答：“听。”记者接着问：“为什么听？”她答：“因为我是真心帮他！”
   （三）
   我认识的一个老汉，都72岁了，因为邻里纠纷引发的一个标的为1000元的官司整整奔波了10年，省城、北京不知跑了多少趟，光路费就花了不知多少个1000元了，法院的人见他就头疼。我劝他：别告了，不值。好好在家颐养天年吧。他不听，我急了，说：我给你1000元中不中？他后来想通了，现在活得很好。
　 2005年，我自觉充当了一个信访战线的灭火队员，劝阻了许多人的过激行为。
   在北京，有个挂满奖章的来自辽宁的老军人长年上访，上告无门后准备冲击政府部门，被我拦了。随后我帮他找到有关部门逐级反映问题。
   同样在北京，有个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务工人员被拖欠工资而讨不回公道，准备在公共场所自焚，被我劝住了，随后他的问题在正常合法的渠道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我最难的、也是最成功的是对一批河南工商系统职工的劝阻。因为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矛盾逐渐激化，过激行为频频出现。
   这时他们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我的报道，便来到焦作让我给他们指条明路。我对他们说：“乱打、乱砸、乱骂能解决问题吗？傻干、蛮干，受苦的是国家，受害的是你们自己。甚至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可能觉得受的委屈太多了，群情激愤呀，我连做了几天几夜的工作，他们的情绪总算稳定下来。后来开始有理、有据、有序地反映问题，再没有做过一件过激违法的事。
   姚秀荣对2005年的总体评价是“百感交集”。在她家中，2005年积累的来自全国的各种告状材料有60厘米厚，在她帮助奔走的100起案件中，有20件获得了解决和部分解决。这一年，姚秀荣感受着中国法治进程的进步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感受着部分困难群体的艰辛和无奈，这一切都给了她一路奔走、呼喊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她用一个个通过合法维权获得成功的生动事例，让许许多多曾经怀疑、抱怨的人开始相信法律，相信多数人依然深藏于心的良知。
   姚秀荣说过：“这个转型时代，有时寻求公平正义的路会不平坦，甚至很艰难。”但姚秀荣相信，正义和公平有时会迟到，但从不缺席。“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是人民的党，人民的政府，我更相信法律最终会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诚然，姚秀荣的经历决定了她不是寻常百姓。>   截止到2005年12月31号，她仍是河南省公安厅特聘的监督员。
   她说：“伴随着2006年新年钟声的敲响，我将彻底回到一介平民。”
   “但我会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继续为民请命———以法治的名义。”
   ●当谢幕成为另一场序幕——姚秀荣印象
   当她担任人大代表的时候，她是忠实履行职责的一个活的标本。
   当她回归一介平民的时候，她是普通公民维权的一个活的见证。
   作为人大代表的努力是可贵的，但作为一介平民的努力却是伟大。
   率真、泼辣、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她随时准备为这样一些人呐喊———当一些无权无势的百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感受到伤害的时候。
   她的大门总是为这样一些央告无门的人敞开，许多政府部门的大门也向她敞开———在她的身份依旧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
   然而，当姚秀荣不再拥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时，她的大门依旧向百姓敞开，她依旧热诚地倾听着她的职工兄弟、她的农民姐妹讲述自己周遭的不平与愤懑，她依旧遵循着法治的轨道为他们四处奔走呼号。
   当她回归一介平民，当谢幕成为另一场序幕，当她的维权账本真正意义上成为普通公民寻求公平正义的生命体验，我们在深切感受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真实面对着一个转型社会的复杂和阵痛。
   你可以说她不够精明，不够圆润，但她并不缺少勇气；你可以说她有时不注意方式方法，也没有什么理论深度，更谈不上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但她呐喊的方式却是拿全部的生命和情感，具体而鲜活，立场始终与党和政府高度一致———如果套用“群众利益无小事”，那她这些年成就了太多大事！
   就这样，粗砺而刚猛的姚秀荣一次次撼动着许多人日见麻木的神经，丰富着许多人日渐枯萎的情感。（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