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律师事务所代表申诉人保险人×××，就被诉人船舶所有人×××所属“阳春”轮运载的木薯粉发生短少和虫害的争议问题，向海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

按照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规则的规定，本会主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委托，分别指定张兼臣和高隼来为仲裁员。两仲裁员共同推选邵循怡为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

一、案情和双方的主张

“阳春”轮１９７９年５月３１日从广州黄埔装运木薯２０，０００袋计５００公吨，运往法国勒阿弗尔。７月２０日抵勒阿弗尔后，即日开始将货物直接卸入十二节车皮，７月２１日卸完。卸货时，发现１３１袋木薯粉破漏。７月２３日货物由火车运抵收货人所在的南特时，发现木薯粉袋沾染米象。申诉人要求被诉人赔偿破包短少的９７５公斤计１，２８７法国法郎以及与木薯粉袋沾染米象熏蒸有关的费用７２，３９４．１９法国法郎和检验费３，９７２．８５法郎，外加利息和仲裁费用。

关于９７５公斤木薯粉的短少问题，申诉人提出货物在勒阿弗尔卸船时由收货人代理和船代理签署的卸货记录已有记载。被诉人对此未提出异议。

关于木薯粉袋沾染米象问题，申诉人提出，根据货物检验人的报告，米象全在木薯粉袋的外表，袋里并无虫子，因此损害系由沾染造成，不是货物的内在缺陷，而且货物在装船前经过广州商品检验局的检验，船长又签发了清洁提单，因此虫害是在装船以后发生的；在勒阿弗尔卸船以后，货物即被运往南特，卸货时间和铁路运输时间很短，运货的车皮调自不同的地方，以前仅装运过钢铁，因此虫害不可能发生在卸船以后铁路运输的过程中；黄埔至勒阿弗尔的航程共五十天，舱内温度又适宜米象，如果船舶以前的航次装运过有虫害的大米，或本航次在装运木薯粉的第二舱内装有这种货物，就会发生虫害。而且，在勒阿弗尔卸货时，收货人代理和船代理共同签署的“卸货记录”中记载有活的米象，因此虫害发生在海运阶段，根据提单规定，被诉人应对货物沾染米象负责。

被诉人提出，船舶在本航次第二舱内装运的货物为杂货、罐头之类，未装运任何粮食类货物；前两个航次自黄埔至日本各港装运的是杂货、钢材、卡车等，也不曾装运过粮食，因此木薯粉不可能在船上沾染米象。被诉人还提出，在勒阿弗尔卸货时并未发现米象，因而被诉人已履行承运人根据提单应尽的义务，从而对在南特发现的虫害不负责任。

二、仲裁庭意见

仲裁庭审阅了双方提供的证据和申述的理由，对虫害是否发生在海运阶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

×××先生在南特签发的货物检验报告中称，“米象的生命周期不可能发生在面粉中，口袋内部没有虫子，而仅在口袋的外表有虫子。因此虫子是来自包装以外，而不是由于木薯粉有什么缺陷”。对此，双方没有不同意见。

问题的焦点在于沾染米象是否发生在海运阶段，即在勒阿弗尔卸货时货物的袋子上是否有虫子。申诉人首先有责任证明货物是在海运过程中沾染虫子的。申诉人主张沾染发生在船上的依据是收货人代理和船代理共同签署的５５５９号“卸货记录”，该记录在括号内标有“有活的米象”。

仲裁庭审阅了申诉人所提供的文件。收货人代理在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４日给收货人的２９４６号电传中称：“继报告在货物里发现米象的电话，现确认本月２０日和２１日从车厢里直接接受货物时，我们没有发现有虫。”收货人代理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６日致收货人的函称：“如同我们在本月２４日２９４６号电传中所确认的那样，我们在接受这批货物时，未发现任何虫子的踪迹”，“我们让在（第５５５９号）记录上写上‘在货物里有活的米象’。”仲裁庭认为，首先和直接见到卸货时货物状况的收货人代理的上述电传和信件，比四天以后签署的“验货记录”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因此，申诉人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铁路车皮是否有可能是米象来源的问题已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仲裁庭愿意顺便提出，根据申诉人的检验人所叙述的米象的生命周期，只有证明每节车皮接受货物前没有虫的检验报告，或者证明这些车皮在装运本案货物以前足够长的时间内均未装运可能沾染米象的货物，才能排除在车皮上沾染米象的可能性，而申诉人并未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三、裁决

１．被诉人应对９７５公斤木薯粉的短少负责，赔偿申诉人１，２８７法国法郎，并自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１日起加计年率百分之七的利息。

２．被诉人对木薯粉袋沾染虫子不负责任，申诉人关于熏蒸费和检验费的索赔不能成立。

３．本案仲裁手续费为×××英镑，实际开支为×××英镑，合计×××英镑，由申诉人负担×××英镑，被诉人负担×××英镑。申诉人已预付仲裁手续费×××英镑，尚应向海事仲裁委员会补付×××英镑。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