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2）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X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桑菱环境能源研究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X路X弄X号。

法定代表人陈某甲，该研究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许某某，该研究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志铭，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某，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略）。

委托代理人陈某乙，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略）。

上诉人上海桑菱环境能源研究所因分取红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1)静经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曾是上诉人单位的职工。上诉人系股份合作企业法人。1994年，上诉人的注册资金为人民币31万元，折合股份为31,000股，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的股份计3300股。1995年1月26日，上诉人向上海市税务局长宁区分局第五税务所提出申请，该申请报告记载：“我们上海桑菱环境能源研究所自九二年底成立至今已有二年。在区政府领导下，在贵所的指导及帮助下，已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在九四年度内已完成销售收入529万元，利润109万元，94年大毛利分配30万元。

经过全体职工大会讨论，打算在九四的热泵干燥技术服务的基础上扩大经营范围，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争取在九五年销售额达到800万元。我所现有职工23人，其中持股18人，股金31万元。九五年利润109万元，扣除免税36万元以后，可提取红利部分为73万元，为了九五年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决定九四年提取红利总额为40万元，其余某为九五年发展之用。”。同年2月16日，上海市税务局长宁区分局第五税务所同意上诉人的提取红利的请求。同月22日，上诉人在缴纳税款后，提取现金人民币32万元。次日，上诉人又将该笔款作为集资款入帐。1998年4月3日，上诉人董事会作出决议，该决议规定：1994年，为了适应当时税制的需要，提取人民币32万元后，又投入上诉人的流动资金，考虑到职工持股额度与参与工作的实际情况，现将该红利明确分配，见附件二。并陆续在三年内提取这笔红利，分给个人。在附件二“分配名单及金额”中记载：被上诉人应分得红利款人民币47,850元。嗣后，上诉人未按98年董事会决议规定支付被上诉人红利款，被上诉人经与上诉人交涉未果，遂起诉来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在上诉人的会计帐页中反映：1995年1月24日，上诉人提取现金人民币88,150元；同年2月22日，上诉人又提取现金人民币32万元。次日，上诉人又将该笔款作为集资款入帐。在上诉人的会计付款凭证中记载：1995年2月，上诉人曾支付红利人民币79,500元。1994年12月29日至1995年3月8日，上诉人曾向17位股东支付红利人民币79,500元，其中，被上诉人收到红利人民币9,900元。

原审法院再查明：2001年3月6日，上诉人董事会又作出决议，规定：1998年分配方案中，股东名单与分配原则均有误。故董事会决定撤销1998年分配方案，应按1995年1月报税务局提取红利时实际持股情况(附件一)，坚持同股同酬原则进行分配。同时应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在今后企业有盈利产生的条件下，陆续提取。

原审法院审理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上诉人的总股本额为31,000股，被上诉人的股份为3,300股。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系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的企业法人。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股东，虽已离职，但并不能剥夺其作为股东应享有的权利。1995年1月，上诉人在税后有盈利的情况下，向税务机关申请提取的分红基金，理应按照股份分配。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红利，应予支持。被上诉人诉称要求按照1998年董事会决议确定的分配方案进行分红，因该分配方案并非按照股东的实际持股情况进行计算，故无法采纳被上诉人诉请的计算方法。上诉人应按照被上诉人的持股额度向被上诉人支付红利人民币34,064.52元[计算方法为：320,000元×(3,300股÷31,000股)]。至于上诉人辩称在提取人民币32万元红利前，已预提人民币88,150元现金，并已向17位股东(包括被上诉人)发放部分红利，在被上诉人诉请中应扣除已支付的红利人民币9,900元；首先，从上诉人向税务局的申请报告中反映，上诉人的94年度分红基金为73万元；其次，从上诉人的会计帐页上又反映人民币88,150元现金与人民币32万元红利是分前后提取，其中，上诉人提取的人民币88,150元已作为红利予以发放，而人民币32万元红利未经分配就被作为集资款入帐；最后，在两次董事会决议中也未涉及上诉人已将人民币32万元红利中部分予以发放的内容；因此，应认定上诉人在1995年曾提取两笔红利，其中人民币32万元红利未经分配，上诉人的上述辩称观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据此判决：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红利人民币34,064.52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24元，由被上诉人负担人民币551.42元，由上诉人负担人民币1,372.58元。

判决后，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994年，其可分红利总额应为人民币32万元。1995年2月，其曾支付红利人民币79,500元，被上诉人收到人民币9,900元，该部分红利提取的时间虽早于人民币32万元的提取，但当时正值春节，其便预提了部分资金作为红利予以发放，被上诉人也已确认收到，故理应在被上诉人应分得的红利中扣除人民币9,900元。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

为此，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上海市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下发《上海市X镇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试点办法(试行稿)》的通知，旨在证明其单位的章程符合有关规定，企业只能分一次红利，不存在分两次红利的可能。

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的董事会决议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始终未分配过人民币32万元红利。其收到的人民币9,900元不是红利，与当年可分红利人民币32万元是两笔款项，故不应在其可分红利中予以扣除。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为此，被上诉人提供：1、上诉人财务人员郑少俊于2001年12月出具之证明，旨在证明本案系争人民币32万元红利一直未分配过；2、1995年11月、12月上诉人资产负债表，其中其他应付款期末数一栏载明为人民币32万元，旨在证明，上诉人始终未分配过人民币32万元红利；3、帐册一本，其中一页记载提取人民币79,500元，用途为红利，号数为“03”，年份为“95年”，旨在证明该帐页人民币79,500元一栏记载的号数及年份与人民币79,500元的付款凭证一致，而该本帐册与上诉人主张预提取人民币88,150元的帐册并不是同一本帐册，两笔款项是无关的。

对于被上诉人提供之证据，上诉人认为：1、对于郑少俊出具之证明，郑少俊的母亲是上诉人股东之一，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该份证明不具有证据效力；2、对于帐册，该帐册系被上诉人制作，提取人民币79,500元的帐页是被上诉人后补的，不能作为本案审理依据；3对于资产负债表，人民币32万元的记载事项是其他应付款，而非红利，与本案无关。

对于上诉人提供之证据，被上诉人认为：该通知系1992年发出，而本案纠纷发生在1995年，有关的政策法规可能已经有所变化，故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于1995年1月向税务局提出的报告及1998年4月上诉人董事会决议，上诉人在1994年度可分红利应为人民币32万元。上诉人称人民币88,510元系其在1995年春节期间预提款，其中人民币79,500元已作为红利发放，并提供了人民币（略）元付款凭证及提取人民币88,510元的帐页，但该两份证据之间缺乏关联性，无法得出人民币（略）元系从人民币88,510元中提取的结论。虽付款凭证载明人民币79,500元的用途为红利，但上诉人于2001年3月6日的董事会决议显示，上诉人并未分配过人民币32万元红利。故应认定上述人民币79,500元与本案系争红利人民币32万元是两笔款项，本案系争人民币32万元红利尚未分配过，被上诉人收到的人民币9,900元不应在其应分红利中扣除。对于上诉人该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被上诉人应分红利额度，原审法院已按实际持股情况重新计算，双方当事人也未就此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综上，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24元，由上诉人上海桑菱环境能源研究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汤兵生

代理审判员王逸民

代理审判员周菁

二OO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