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5～32条对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适用上述规定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第25条规定的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利息不明的处理问题
1.利息有无约定及明确与否属于事实认定问题。
首先，对于“未约定利息”情形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借贷双方对于利息是否存在的事实有争议;其二，借贷双方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在约定不明状态时，虽然有“约定”二字，但如果对于利息是否有约定难以形成优势证据，其实质仍是一种无利息约定的状态。
其次，借贷双方在书面证据中可能并没有利息、利率的明确约定，但当事人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后，往往出借人会有口头约定利率、利息的主张。即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书面证据证明或者约定不明确情况下，出借人主张有利息约定，借款人抗辩没有利息约定，应根据《合同法》的实体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按照高度盖然性原则对利息约定事实进行查明。
我国《合同法》第197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民间借贷，原则上要求以书面形式订立，作为借款合同重要内容的利息应该有书面记载，考虑到自然人之间的私人借款，不少是数额较少、时间较短的临时性借用，并且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存在比较熟悉的关系，不一定都采取书面的形式，可以由出借人与借款人以其他形式加以约定。
对于口头利息的约定，其效力如何看待?
一方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另一方面，《合同法》第197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视作带有指引性质的管理性规定，即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如借贷双方对于利息有口头约定的，法律也认可其合法性。
口头约定利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借贷双方对于口头约定的利息均予认可，并对于口头约定的利率无争议。
第二种情形，借贷双方中的一方承认有口头约定的利息，另一方予以否认。
第三种情形，借贷双方对于有利息约定事实予以承认，但在利率高低上存在分歧。
第一种情形比较简单，不属于本条规定适用的情形，应适用司法解释规定的关于利息、利率的一般原则处理。
第二种情形又可分为两种情况进行处理，关键是双方能否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如果主张有利息约定的一方能提供证据，则应当认为双方是有利息约定的，如果对于利率约定难以查清，视为“利息约定不明”情形，按照本条解释规定，如果双方均为自然人的，利息约定不明时，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仅有一方是自然人或者双方均为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结合借款合同内容、并根据当地或当时人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如果主张无利息一方能够提供无利息约定的证据或主张有利息一方不能提供有力证据.则债权人要承担不利后果，视为“未约定利息”。
第三种情形属于“利息约定不明”情形，借贷双方对于有利息约定是实在存在的，但对于利率高低双方各执一词，根据本条解释规定进行处理。
2.借期内的限定，未约定利息，但可以支持逾期利息。
所以，本条解释的限定范围是“借期内利息”，即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借期内利息或者借期内利息约定不明的处理。但对于逾期利息不因借期内没有约定利息或利息约定不明一律不予支持，按照何种利率标准支持，应结合其他法律和本解释其他条款规定理解。
《民法通则意见》第123条规定，“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所以，即便是借期内没有约定利息的无偿借款，如果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已经构成迟延履行的，借款人应承担迟延履行的责任。
法律规定将迟延履行的损失，以利息的方式加以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规定，“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依法予以支持。”本解释也规定，如果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没有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主张自借款逾期之日由借款人归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第26条规范的司法保护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问题
1.年利率24%以下之民间借贷利率可申请司法强制执行。
利率在24%以下的民间借贷，其利息应受法律强制力之保障。
2.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认定为无效。
市场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弊端，若完全实行利率自由化，则会导致放贷者为获得自身最大利益不断提高民间借贷之利率，从而不利于资金在金融市场内的优化配置和民间借贷市场的长远发展。因而，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进行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在私法上的通常做法就是将高于上限的利率约定认定为无效，超过上限的给付的利息应当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债务人。
3.年利率24%～36%的民间借贷利率拥有债权保持力但无执行力。
债权的效力，从原理上观察，具有请求力、执行力和保持力。具体到民间借贷问题上，一旦借贷行为完成，利息也随即以法定孳息的形式而成为债权之一部分。我们主张，对于年利率24%~360/0之间的民间借贷利息应认定为自然之债，具体处理方案是：24%~36%之间的债权并无请求力，但约定也并非无效，只是当债权人请求给付时，债务人得拒绝给付，债权人并不得通过诉讼强制债务人履行而已。假如债务人任意给付，且债权人受领时，法院亦不得认定为不当得利。换言之，应享有债权之保持力，但不享有债权之执行力。


▌三、第27条规范的本金数额认定及利息不得从本金中预先扣除的问题
需注意的是，本金数额的数额认定及利息的提前扣除，应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证明责任予以事实认定。
本条司法解释确立了借据、收据、借条等债权凭证对于本金认定的初步证据效力。但一方面囿于我国尚未有大额现金支付强制银行转账的规定，另一方面基于整个社会征信体系的有待提高，另外基于资本的逐利性，债权凭证上载明的出借金额往往与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本金数额不一致。且目前出借人提前扣除利息的做法一般比较隐蔽，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往往进行定期结算，签订结算协议、还款协议等书面文件，或者以更换借条、欠条、收据等债权凭证方式导致债权凭证载明出借本金数额并非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本金数额。一旦出借人要求以借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要求还款，借款人往往以借条等债权凭证包含隐形高息、提前扣除利息、实际本金数额与载明本金数额不一致等抗辩，法院很难查证出借本金的实际数额。在此情形下，应初步判断出借人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具有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在存在合理怀疑时，应要求出借人进一步举证。对于本金实际数额的法律事实认定，应该以《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为依据，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明确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负有提供证据的行为意义的责任，只要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提出于己有利的事实主张的.就应当提供证据;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应当围绕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进行;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证据，应当达到证明待证事实的程度，如果不能使事实得到证明，则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1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民间借贷案件亦应据此在对民事实体法规范进行类别分析的基础上，识别权利发生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限制规范和妨碍规范。《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8条对于举证证明标准作出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依据上述证据规则法理，出借人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借款人按照借条、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本金数额归还借款的，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借贷合意的事实，以及按照债权凭证载明数额已经实写交付的证据，如汇款凭证、银行转账记录等。如不存在疑点事实，可以认定出借人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借款人主张利息已经提前扣除的，应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出借人未举证证明其已按照债权凭证载明数额实际支付款项，借款人抗辩主张利息已经提前扣除的，且出借人主张的借款本金数额存在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的，比如债权凭证载明的大部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而其余部分款项以现金交付且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人民法院应该要求出借人补强证据，以排除合理怀疑。如果出借人不能证明与债权凭证载明数额的差额以现金交付事实的，应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另外，对于民间借贷案件中本金是否扣除利息的事实认定比较复杂。要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从本证和反证角度相互比较，确立高度盖然性原则。本证是诉讼证明过程中，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证明活动，比如出借人主张债权凭证载明金额即为实际出借本金数额，并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收据等证据，反证即为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本证进行反驳的证明活动，出借人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利息已经提前扣除、实际收到借款数额与债权凭证载明金额并非一致。本证证明活动目的在于使法官对于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形成内心确信，这种内心确信应当满足证明评价的最低要求即法定的证明标准，而反证的证明活动，目的在于动摇法官对于本证所形成的内心确信，使其达不到证明评价的最低要求。对于反证而言，其证明程度要求比本证要低，只需使待证事实限于真伪不明即可。
法官无权拒绝裁判。在出借人主张债权凭证载明金额即为实际出借本金数额、借款入主张利息提前扣除债权凭证载明金额与实际收到金额不一致，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真伪不明时，应该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8条之规定，根据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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