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获得精神和物质的补偿，加害人赢得被害人谅解，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和重大价值。因此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的诉讼程序：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从宽处罚。
    良法不能自行，要使良法取得良效，须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准确理解，着眼全局，精细操作，确保质量。本着这个原则，在新修正的刑诉法施行后，正式实施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定时，应注意避免会削弱或消解司法权威的做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试行刑事和解方式结案的司法机关，有一较为普遍的做法，就是要求被害人表示谅解时，需按照司法者预定的从宽处理结论，表达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对加害人处以免刑、缓刑的具体意见。如果被害人表示请司法者依法裁决或表示服从司法裁决，则即被视为双方没有达成谅解，对案件的处理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程序。
    从表面看来，这种做法并未妨碍被害人得到经济赔偿、维护人格尊严和加害人得到被害人谅解，而且司法者还避免了从宽处罚可能引起的被害人的不满，似乎皆大欢喜，很完美。但其实不然，从深层次分析，其中隐藏着消极因素，不是巩固而是削弱了司法权威，不是增强而是消解了法律意识，对此不可不察。
    固然，针对司法者如何处理案件，提出个人的希望和意见，是公民的自由权利，而且具有供司法者参考的意义。然而在目前的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的具体从宽意见不是自然的表达，而是应司法者的要求提出的。司法者要求的动机或出发点，是为减小作出从宽决定的阻力，降低出现社会风险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做法，与公民主动行使自由权利不在一个层面。
    上述做法的反常逻辑在于，被害人虽然谅解了加害人，但如果出于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和对司法者的信任，请司法者依法处理的话，这种友好、有益的态度却不会得到司法者的支持，反而会被拒绝。似乎司法者需要的不是被害人的信任，而是被害人的干预。其实，司法决定要以被害人提出具体意见为前提，被害人没有意见，司法者就设法让被害人提出后再作决定的做法，无论在法理、事理还是情理方面都缺乏支撑，与增强司法权威和公民法律意识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
    这种做法会给人造成负面印象，误导公众对司法性质和司法规律的认知，最终都会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弘扬法治精神。问题的焦点在于，对被害人的谅解应该如何理解，对谅解附加必须提出具体从宽意见的条件，是不是正当。所谓谅解，就是不再因受到伤害而怀恨对方，对对方予以原谅或消除敌意。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是为了自身利益，既不是为从宽处理的司法决定提供条件，更不是替司法决定设限定调。被害人对加害人可以原谅，可以同情，也可以帮助，还可以祝福，即使是不打不相识从此与加害人成为朋友等，都是当事者的自由。但是有权利不等于享有左右司法者处理案件的权力，司法者也不应以被害人所提要求作为处理依据。司法者判断案件是否达成和解，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不应以被害人提出具体从宽意见为要件。
    依照国家宪法，适用法律以及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公正处理公诉案件，是国家独占的司法权力。对公诉案件，是由司法者在发现涉嫌犯罪的事实后，依据职权，独立代表国家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对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自始就不取决于任何人包括被害人的态度，否则，就是司法者的失职。诉讼法的规定，并没有使已进入公诉程序的刑事案件，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变更为非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也不因此而中止。是否继续追究以及怎样追究加害人责任的决定，仍须出自司法者，司法者仍然应当不受干扰地独立作出决定。在司法活动中，滥用司法权乱作为固然不允许，弃用司法权不作为也不正当，都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依照法律运作，刑事和解与司法权威本该双赢，即当事人通过和解获得利益时，司法权威也会相应得到维护和增强。以弱化司法权威的代价，换取当事人的和解，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司法规律。顾此失彼，只考虑取得被害人具体从宽处理的意见，可以减小从宽处理的阻力或社会风险，而不顾司法应当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与当事人不能达成和解的后果同样，都有损社会和公众利益。所以要求被害人必须明确提出从宽处罚意见，否则就不认可达成的谅解，既没有依据，也没有道理，更没有益处。
    处理刑事和解案件时合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既要积极教育加害人真诚悔罪，尽力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同时也要鼓励被害人以“和为贵”，尽量宽容地接受加害人的赔偿和真诚道歉。而作为司法者，应坚持独立行使职权，并以此原则引导被害人对加害人表达谅解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