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作为特殊的社会产品，一旦作出并生效，就意味着既往的案件经过法官的评判成为一种新的客观事实。这种客观存在，以法定的产品形式承载并反映了以往的争议，而且具有独特的效力和人们所期待的法的价值，通过法官实现的法的价值。如果一份判决，不仅没有体现法的价值、对社会文明产生推力，反而使人惴惴不安，甚至惶恐，那么，这份判决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接受批判。

案情
25岁的陈先生和芳芳曾是同事，关系很好，后来陈先生跳槽，但两人仍一直保持密切的来往。一年前的一天，陈先生下班后打电话邀请芳芳来家中做客。芳芳应邀前来，就在陈先生到厨房准备水果时，本来坐在客厅的芳芳突然从客厅窗户坠下五楼身亡。事发后，警方对芳芳的死因进行了侦查，排除了陈先生的嫌疑。此后，芳芳家人起诉陈，要求赔偿。

判决

虽然芳芳的死和陈先生无直接关系，但陈先生仍应当承担20%的次要责任。

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笔者为何鲜明地批判该案？它又错在哪里？

该判决错在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强加给了陈先生的预见义务。本案中，陈先生有没有预见芳芳跳楼并采取防范措施的义务？确定行为人是否有作为的义务，必先了解什么是民事义务以及义务的来源。

民事义务的根本特征在于其约束性，即为满足权利人的需要义务人必须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否则，义务人就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义务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约定的义务，二是法定的义务。本案首先排除约定的义务，即他们之间没有约定陈先生有看守芳芳不跳楼的义务；法定的义务，就是法律对于社会个体给予以的义务，比如，服兵役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等。

明确了义务的特征和义务的来源，我们再分析本案中陈先生是否具有“过错”，是否有预见并制止芳芳跳楼的义务。

先看法官的释法：“陈先生邀请芳芳到其家中聊天，芳芳来之前无任何反常举动，而陈先生明知她当时心情不好，本应当给予安慰并注意芳芳有无反常行为，但其未预料到芳芳会发生从其家窗户坠落而亡的严重后果，陈先生理应承担责任。”

按其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心情不好会跳楼，芳芳心情不好，所以，芳芳跳楼。陈先生明知其心情不好，但其未预料到其会跳楼，理应承担责任。当形式逻辑徒具形式的时候，那就只能沦为结论的借口。

众所周知，判决的逻辑错在：心情不好会跳楼。以这个前提强加给陈先生预见的义务。

首先，心情不好会跳楼，绝不能成为陈某具有预见义务的法定理由。女子只是被领导批评，这种批评对于广大的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司空见惯，受批评可能会导致心情不好，但绝不能说心情不好就会跳楼，以这种概率极低的事件要求陈先生要有预见义务，并当作推理的前提，显然，这种说理是强人所难，也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更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其没有法定义务。

其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适用的法律自相矛盾。侵权责任法要求过错侵权责任的承担要有过错、过错行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而法庭审理后认为：虽然芳芳的死和陈先生无直接关系，但陈先生仍应当承担20%的次要责任，支付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8万余元。既然没有直接关系，为何仍要承担次要责任呢？显然，自相矛盾。

再次，如果按该法院的推理逻辑，陈某甚至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按判决的逻辑，既然陈某有预见的义务，其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继而发生了死亡的后果，那岂不是过失致人死亡嘛？

为什么此案一出，舆论哗然？并有人用微博炸锅来形容对它的批判？因为，该判决会导致人们基于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所构建的法秩序、公平与正义受到严重的挑战。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所以从法的实现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更有利于对道德的维护与弘扬，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否则，若因判决而损害了人们最低限度的道德、破坏了良好的秩序，令请朋友到家做客都惶恐不安，提心吊胆，那么，不仅是个案裁判的失败，同时，也是对道德的伤害，人们称为恶例的判决就是此类。

汽枪大妈、玉米案等等这些判决都在说明一个共性，即判决除了解决个案的功能，还必须要具有实现法的价值的功能。那就是维护和构建更强的司法公信力，使人们相信法官用法生产出来的判决，能够给人以安全、信任而不是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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