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崛起，中国的领导层更加重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科学发展观就是引领今后发展方向的基本前提。克服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不合理，劳动密集型的高能耗、低产出，破坏环境的各种弊端，是迈向经济型、节约型、现代型社会的必经之路。本世纪20年代，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平均水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应当是可以期待的目标。然而，中国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占了中国国土的2/3以上，也占有了中国人口的1/2左右，特别是还有3千万－5千万人口仍处在贫困线上。中西部广大的乡村交通不发达，没有赖以发展的资源和技术，将会成为我国今后发展中的后赘，恐将需要国家财政的长期救济和补贴。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人们的理念能否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东部，绝大多数乡镇以上领导干部都曾出国考察，有些较为发达的乡村负责人也曾出境考察，既开阔了眼界，也为领导乡镇、村的基层经济发展积累了经验。我们发展中可用的财富还是很多的，但整体上理念的欠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国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要在发展中不断加以解决。一是正在改变产业结构，减少和整合制造、加工业，不断向科技型、节能、环保型产业转型，不断减少投入多、浪费多、产出少的行业和项目，开始注重事前的调研和论证，更多的是尊重专家的意见，并做到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二是减少主观上的盲目性，保持冷静的头脑。以往为了大规模招商引资，搞活本地经济，建设形象工程，放弃了法律的约束，放弃了税收利益，破坏了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造成大量的浪费和经济大环境的破坏，反而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通过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规范各地按科学规律、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逐步克服短期的逐利思潮，从长期稳定发展衡量执政水平，以人民是否满意和社会是否和谐来考察社会整体发展的成败与得失。三是更加重视资本市场诸要素协调发展的持久性。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向来没有规矩可言，证券、期货、保险、银行等市场建立和发展中都经历了巨大痛苦和财富的瞬间蒸发。每一次治理整顿都出现过大批民商事案件和金融刑事案件，既有人因法律政策和模糊而成为亿方富翁，也有因造成国有财产大量损失而人头落地。成功与失败之间常常在于一念之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在痛定思痛，建立健全法律和规章制度之后，厘清了交易制度，找准了发展方向，财富的超常规增加已成为现实。例如股权分置改革取得成功，扭转了证券市场发展的颓势，中国石油等回归A股市场，使得政府调控市场更加稳健。据统计2007年我国证券市场融资金额是前10年的总和。期货市场不仅满足于商品期货的交易，还开设金融期货品种，就目前大连、上海、郑州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在世界上的排名看，分别为9、12、18名，已经初步具备向最大规模、领先交易所迈进的良好基础。保险市场得到大规模扩张，不但新设一批内资保险公司，还引进一批外资保险公司，设立一批合资保险公司，虽然在保险品种设置、解释上存在很大争议，但已通过不断改进，正逐步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争议最大的要算《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保险公司无责任赔偿金额的适用问题，通过立法的不断完善，中国保监会通过听证、论证，正在妥当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而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政策的制定，有效地调控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由单纯管理货币发行、信贷政策制定，向经济发展调节器的功能转化，是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杠杆。
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的形势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如果生产能力惊人的制造业成就了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那么未来中国实现由经济大国转变成经济强国，除了具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外，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具有强大资源配置功能和财富创造效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则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金融资产结构大调整的时代，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资本市场发展在推动中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共十七大规划的宏伟蓝图，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一定会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中国资本市场是全球最重要、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资产交易场所之一，其A股市值将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至200万亿元人民币。
构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以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保持金融体系良好的流动性，促进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财富（金融资产）的持续成长，全面提升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完成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型是中国金融体系变革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资本市场起着核心的主导作用。1978年，中国的GDP只有3650亿元人民币。而到2007年，中国的GDP达到24万亿元的规模。在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庞大的制造业发挥了特别重要的关键作用。由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而引发的全球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地转移，成就了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
（一）我国面临的金融发展形势
以农业原材料和金属矿产品为代表的初级产品、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产品价格高企，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将更为明显。一是进口成本增加，在国内能源、资源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二是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利润将会削减，加大我国相关产业，特别是资源、能源依赖型产业的发展难度；三是石油同时具有国家战略商品、消费品和金融衍生品等多重属性，价格高企和不稳也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刚刚获得起步，市场机制建设、投资者教育和抗风险能力都还有待提高，要日益开放并面对危机四伏的全球化金融市场，对宏观管理的考验前所未有。
我国在对外贸易中，正竭力开拓美国之外的市场，需要继续推进出口多元化的战略；在走出去战略中，要更前瞻性地看到新兴市场的未来发展潜力，实施更具平衡性的布局。在应对全球性的周期调整时，应充分利用各国之间并不完全同步的重要特征。在发达国家银行业受困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之时，在政治互信、加深理解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货币体系、金融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市场整合等方面的区域合作、资源整合与信息交流。充分利用北京、上海等区域金融中心在融资渠道、制度建设、金融创新以及人才聚集等方面的优势，充实资本实力、健全治理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快银行业兼并收购的步伐，深入开拓区域内的银行业市场机会。
（二）金融资产证券化更加市场化
在现代金融的诸多功能中，应充分关注建立在市场定价机制和存量资产证券化基础上的财富孵化、贮藏和成长功能。现代金融的这种财富杠杆化成长的功能，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竞争力的增强，从资本市场角度看，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的存量资产价值的大幅提升，如果将这些存量资产不断地证券化，基于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那就意味着证券化金融资产，其中主要是权益类金融资产的规模和速度会以高于实际经济成长规模和速度而成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金融资产特别是证券化金融资产的快速成长的基本前提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推动经济持续成长的存量资产（主要是权益型资产）证券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合理定价机制。同时，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由于（权益类）资产证券化趋势日益明显并有加快的迹象，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证券化金融资产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成长和发展，以至人们认为金融资产进入了一个膨胀时期。这种膨胀的动力来源于金融资产结构的内部裂变，即具有财富成长杠杆效应的来自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化权益类金融资产以比传统非证券化的金融资产快得多的速度在成长。中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金融资产结构裂变的时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已经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
（三）宏观经济发展的理性认识
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上市公司业绩的大幅提升所带来的预期效应，推动了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市场形成了巨大的预期效应。市场化的需求是参与度的普遍性，以及力量的一致性，散户投资者通过基金的形式在市场中博弈，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减少操作上、判断上的失误，进而会保值增值，防范风险。
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结构上存在某种泡沫，但中国金融体系正在向市场化方向迈出实质性步伐进而大大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是确信无疑的。况且，应当允许市场上一定的泡沫，即使现货市场也会有一些泡沫，适度加以调控，就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反而有利于通过市场杠杆作用，对风险加以调控。
1、慎用税收政策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倾向是发展性政策，这种发展性政策的核心理念必须是供给主导型的，而不是需求主导型的。现行中国资本市场政策的支点在于扩大供给、优化结构并合理地疏导需求。抑制需求的政策理念必须摒弃。
在资本市场上，抑制需求的政策最典型、最有影响力的是税收政策。频繁运用税收政策影响机构、个人的投资行为以达到调控市场的目的，是对发展资本市场战略意义认识不清的典型表现，对市场的正常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也会人为地加剧市场波动。从长期看，势必严重阻碍市场的正常发展。所以，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加转型的市场而言，更应当慎用税收政策。
2、重点应发展供给
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在供给，或者说供给政策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型政策。这种主导型供给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扩大供给、优化结构，实现的途径主要有：继续推进海外蓝筹股的回归，包括在海外市场未上市流通的存量股权以及回归后在A股市场新发行的股份；包括央企在内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优质资产的整体上市；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着力推进公司债市场的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还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发行上市、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具有不同功能的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推出等都构成供给政策的重要内容，均应予以重视。
3、处理好资金政策
在资本市场需求政策的设计中必须处理好资金的输出和输入之间的关系，即政策的重点是需求（资金）输出还是输入？需求（资金）输入是重点，就如同供给政策中扩大供给是重点一样，需求（资金）输出不是中国资本市场需求政策的核心要义。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港股直通车”之类的需求（资金）输出政策对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无积极意义。应当鼓励外国财团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既可以投资二级市场，亦可以在一级市场成为企业、公司的组建者和战略投资者，推动更多的新型企业、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交易、流通。（来源：《民商事审判指导》）
吴庆宝·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