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上旬发行的《法制与社会》中有一篇《浅析婚前协议若干重要法律问题》，该文指出：“《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夫妻之间有此项义务，然而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最高法对忠诚协议也举棋不定”，主张在婚前协议中，约定由出轨的一方向另一方“承担责任的方式及数额”。对此看法，笔者不能苟同。

首先，夫妻相互忠实的义务为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义务是从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不管个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必然会对他人、对社会负有一定的使命和职责。法律义务，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承担的某种必须履行的责任。法律义务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发生作用，拒绝尽这种义务，会受到相应的纪律或法律的追究。道德义务虽然也受外在的社会舆论的约束，但主要靠人们内心自觉的信念。违反忠实义务的出轨方，受到的是舆论谴责，而非法院或其他执法机构的法律责任追究。在婚姻中作为被背叛的一方，具有在道德上的明显优势,但道德并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夫妻间相互忠实是《婚姻法》有关的道德义务,它本身并不是一项无法摆脱的法律义务。

其次，文中所称“最高法对忠诚协议也举棋不定”，事实上最高院对忠诚协议发表过明确的意见。在2014年出版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担任总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案典》中的观点是“从整体社会效果考虑，法院对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纠纷以不受理为宜。”该观点反映出，最高院对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持否定态度，而非文中所称“举棋不定”。

再次，缔结婚姻的双方，满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进婚姻殿堂，若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要求出轨的一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有将婚姻明码标价的嫌疑，亵渎了婚姻的神圣性。

该文指出“婚前协议基于结婚目的，更易达成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可行性较强的协议”，并从忠诚协议、预防虚构债务、探望权、父母赠予与继承四个方面对婚前协议内容的可行性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婚前协议重点应是：对婚前、婚后、离婚，三个不同时间段的财产权属及相应的用益物权进行约定，该文避重就轻，对财产权益分配只字不提，反而去深究忠诚协议这类最高法持否定态度，几乎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内容，实属本末倒置。

婚姻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为财产及子女，当然，日常生活还涉及家务劳动的分配。假设笔者来写这篇《浅析婚前协议若干重要法律问题》，会重点探讨在婚前协议中双方如何对婚前、婚后、离婚，三个不同时间段的财产权益归属进行有效约定，其次探讨如何有效约定离婚后抚养权、探视权归属。最后探讨如何对婚姻中的家务承担作有效约定。在探讨中引用相关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生效判例，使其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