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涉及土地的案件法律关系复杂，案情复杂，政策性强，历史遗留问题多，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中的难点之一。本文所称土地确权案件指颁发土地使用证的确权案件及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的两类典型的土地确权案件。笔者试图以土地确权案件的审判实践对现行行政诉讼存在的三个问题进行检讨思考，并提出予以完善的粗浅建议。
一、行政诉讼在土地确权案件中的作用与立法预求相去甚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显然本法的立法目的是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提供保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提供渠道，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就是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立法预求。就土地确权案件而言，行政诉讼的立法预求难以实现。理由如下：一、土地确权案件不仅涉及土地行政管理关系，同时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单纯的行政诉讼以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制度，很难触及查清行政争议的本质，使行政审判的审查停留在行政行为的是否合法的表层的问题上，当然这对于行政审判而言是核心问题，而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角度讲，这里的审查显然属于表层次的问题，这是行政诉讼审查制度与立法目的在土地确权案件中暴露出的矛盾。二、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往往得不到人民法院的审查角度、范围完整的呼应。行政相对人之诉愿在于实现其对土地的使用权，实现其民法上的物权，希望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从而实现其根本的请求，但行政诉讼的审查角度虽然立足于相对人的民法上的权利即土地使用权而赋予其起诉的资格，但审查的靶子是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全面审查，只要存在五种违法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即应判决撤销。相对人民法上的权利是否可以得以实现，并不是行政判决关注的焦点，其裁判的结果也往往不能满足相对人的根本的诉讼请求。三、撤销判决对相对人的土地使用权保护只能是宣告式的，宣告被诉确权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不能真正使其权利的内容明朗化、确定化。因此，即使判决撤销确权文件，决定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第四、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行政机关败诉后不再作作为，拖延作为的问题，有的将矛盾推向法院，从而使当事人最高关注的土地权利悬而未决，使当事人长期陷入无尽的纷争中，审判实践中因不服土地确权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反复审理长达五、六年的并不罕见，审判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均受到质疑。
上述问题实质就是行政审判土地确权案件并不能一步到位，切中当事人真正的诉愿，将其关注的民事争议解决彻底。针对该问题，有人提出以行政附带民事的方式一并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98条解释第61条似乎采用了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对98条司法释义专著对该条解释又称行政与民事的判决、裁定一般分别作出。这其实并不是附带民事诉讼，只能是同一审判组织包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而已，况且分别作出必然由行政庭作出民事判决，违反了法院组织法及诉讼法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行政附带民事制度。这类行政争议基于民事而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争议是天经地义，合并审理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出台前，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本身就是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在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原告或是第三人提出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请求都应该允许，而事实上无论原告或第三人除对被诉确权决定表示异议或支持外，对争议土地的归属肯定是要提出自己的请求。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笔者如判决的情形归纳如下：
（一）政府对土地之确权行为合法的，判决维护。
（二）土地确权主要证据充分，而存在程序或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确认违法由人民法院以司法权确认土地权。
（三）土地确权主要证据不足，而法庭可查明事实的直接由法院判决确权。
（四）土地确权主要依据不足，而人民法院又无法查明权属的亦由人民法院本着尊重历史、方便生产、生活的原则，依相邻权理论法律作出土地权属判决。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相邻关系的诉权规定与《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权属争议解决机制冲突
98条解释第61条仅限于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方能启动行、民一并审理程序，对被告作出的颁发土地证书的确权行为在颁证违法的情形下是否应启动行政附带民事裁判程序？实践中很少有人提及。因为这里不存在行政裁决而且裁决违法的前提。而实践中，不服颁发土地证而引起的行政案件在全国范围一直在20%以上，这类土地确权案件能否得到妥善的归属和处理关系到行政审判的健康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实践中不服颁发土地证的情形有以下两种：一是有证的起诉政府给另一方颁证侵权；二是无证的起诉政府给另一方颁证行为侵权。笔者认为，无论起诉方有无相关证件起诉政府给另一方颁证行为侵权，只要有行政诉讼法上所称政府颁证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即是有原告资格，可以起诉。但问题是颁证行为被撤，被维持当事人间暗含的民事争议并未消除，而人民法院又不能一并解决。笔者认为如上述两种起诉的情况，过去的行政审判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不服颁证行为并没有反映矛盾的实质。因此，人民法院没有厘清不服确权行为的实质而简单地受理而形成了隔靴挠痒。笔者认为，此类纠纷应当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理由如下：所谓土地权属争议，望文生义是指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争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2003年1月3日国土资源部公布，同年3月1日实施）即采用了上述定义。针对上述不服颁证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表面看是对政府的颁证行为不服，仅指一具体行政行为而言，而事实上当事人不服之理由则是当事人认为该行为侵犯了其特定范围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当事人起诉的前提必然是关于特定范围的土地权属与相邻方或其他相关方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各自均主张权利，否则根本不可能引起一方对政府给另一方颁证行为不服的问题。既然如此，笔者认为颁证行为仅仅是造成土地权属争议的原因，而当事人的诉愿指向应该是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因此，应该看到在原告与第三人间存在的土地权属争议才是原告起诉的真正原因，故颁证行为是表象，纠纷实质是土地权利之归属。因此，人民法院抛开人民政府直接审理颁证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笔者认为让人民政府依《土地管理法》第16条按土地权属争议进行解决，人民法院在争议违法、当事人不服再提起行政诉讼时，人民法院依行政附带民事判决的方式一并解决应该是一步到位的解决争议的最佳方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有学者也认为，土地权属争议的前提是各方均没有权属合法、面积准确、址清楚的权属证明文件、办法文件，但历史上已由他人无条件合理的长期使用至今，造成永久性占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是对土地权属争议外延的人为的限制，争议是双方当事人的态度，至于争议是否有道理那是实体问题，即使双方均有证件，各方也仍然对证件的理解表示不同的意见，依然可以形成权属争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20条规定，处理争议机关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第（一）项为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由此可见，有证件依然可以形成争议。有一点须要说明的是人民政府的处理结论、方式，《办法》并没有明确如裁判的形式多种多样。笔者认为这种裁决是一种准司法的行为，应该包括驳回申请，维持现状，如须撤销土地证件（该争议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应对争议的土地归属作出结论。如果不作为土地争议先行由政府处理。相邻方的任何一方起诉，很多情形下会形成互诉对方的土地证，甚至双方均被撤销，再由政府重新确权又可能产生新的被诉颁证行为。而依笔者之见以可直接抓住各方争议的民事争议，同时不至于使政府绕过对颁证行为的审查，人民法院在对处理决定审查时仍然可以对颁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防止违法的颁证行为不能得到纠正。综合所述，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98条解释第十三条中赋予相邻权一方具有行政起诉权对于土地相邻关系中的土地使用权争议问题解决方式与土地法的解决方式相冲突，笔者认为，这种笼统的关于相邻关系方诉权的规定，没有引导出正确的解决纠纷的途径。应对土地相邻权引起的行政争议明确界定为土地权属争议，先行由政府裁决，这样可以使大量的涉及土地的案件在进入人民法院前经过政府部门的第一步的梳理审查，更有利于政府自我纠正违法行为，也方便当事人申请，更重要的是可以大量减轻人民法院日益沉重的审判压力，也符合现代行政裁决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关于土地等自然资源争议先行复议中复议前置的范围及复议与诉讼如何衔接存在激烈的争议。依笔者之见，准确界定土地争议范围，提倡政府裁决在前，人民法院作终局裁判可以消除许多不必要的争议。
三、行政诉讼在土地确权案件中忽视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护，个别情况下审判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纷争
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一旦作出，就应被推定为合法有疚。法律要求相对人予以信任和依赖。基于信赖因素的存在，法律也应保护相对人基于依赖所生之利益，禁止政府行为以任何借口任意变更既有行政决定甚至反复无常，哪怕是“有错必纠”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在行政审判也应当对相对人的依赖利益予以高度重视，对违法行政行为实行有限有撤销，土地确权案件主要涉及第三人的利益。现行行政诉讼法虽然设立了第三人制度，但对第三人是否可以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没有明确规定，以至导致人民法院在只要原告启动诉讼程序时即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第三人的举证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是否有参考作用法律规定态度不明，从而忽视了第三人的利益。以土地确权案件为例，第三人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是基于被告的审批、确认，为维护法律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稳定，为禁止政府行为反复无常，信守承诺应该对相对人因信赖政府而取得的利益予以保护，这是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应有之义。因此，行政审判应该关注第三人基于对被告的信任而取得的财产或其他方面的利益保护，不能因被告的违法行为而承担实际上的损失。在不服颁发土地证的土地确权案件中，实践中一般不作土地争议理解，更容易忽视第三人的利益。特别是在当事人已修房盖屋的情况下，撤销证件将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隐患。笔者认为只要不存在证件两证权利冲突、重叠问题一般不能撤销。而最合乎实际的方法应将其归为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政府在处理争议中首先对争议问题作出处理，如果须要撤销证件，由此造成的损失被告应给予适当的补偿，在人民法院审理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中对当事人持有的土地使用证件只要不存在权利冲突的一般也不能否认其效力，这既是出于对维持社会安定性的考虑，也是对诚信政府的一种支持。在涉及土地确权案件中，轻易地撤证行为可能使政府无所适从，也使人民法院无所适从。值得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否认颁证的合法性，依职权再作土地权属的裁判，必然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兼顾政府在行政行为中的档案材料，在事实确定难以查清的前提下，只能以公平原则、以尊重历史、方便生产生活为原则，当然法院的司法能力将承担考验。
综合所述，人民法院审理土地确权案件应该明确适用行政附带民事判决，并应与土地法相呼应，明确土地权属争议的范围形式，在判决中应确立信赖保护利益，尽量避免引发新的矛盾，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河南宝丰县人民法院·高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