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斯托林大有为反联邦党人翻案之意，并把其与联邦党人同置为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s）的行列，但我一开始就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果然不出所料，在经过层层探幽索隐、条分缕析后，斯托林在“结论”中提出了所谓的“共和国永恒的关键问题”——可以用他的话表述为：“一个目的在于管制私人激情从而充分满足这些激情的法律制度能够作为公民美德的基础吗？”不过，或许他在最后引用的默西?沃伦的忧郁之言更加意味深长：“美国的大多数人太骄傲了，因此不宜于君主制，美国的大多数人又太贫穷了，因此不宜于贵族制；于是人们又担心，他们是否太自私和贪婪，因此也不宜于有德行的共和制。”这仿佛为读罢此书思绪纷纭的读者打开了一道进入作者真正意图的后门。
当然，要是仅仅把斯托林看作一个主张“善好优先于权利、德行优先于自由”的保守派，就太不尊重他为还原当年立宪纷争真面目而进行的卓越的智识工作了。事实上，他看起来像一个深入历史深处的思想侦探，致力于把这一思想史案件中双方之间乃至其内部的差异和一致大白于天下。“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这一标题已经暗示，斯托林试图让曾被扣过“不爱国”、“分裂派”、“地方主义者”等帽子的反联邦党人从正面发出声来，而非仅仅作为联邦党人的对手和陪衬而存在。这一具有考古意味（虽然美国建国立宪不过200多年）的工作，固然可被视为纯粹好奇心使然，但鉴往事知得失亦当为历史勘探目标的题中之义。如果说何以培养共和美德乃是反联邦党人留给共和国的永恒问题——说反联邦党人有什么“共和遗产”当然过于夸张了——那么，透过斯托林冷静而节约的笔端，提出这一问题也许对今人更有裨益：既然反联邦党人对自由和公益的热爱丝毫不减于对手，他们为什么还是失败了？
历史以成败论英雄，并非仅仅出于对优胜者的势利，更是因为使结果出现的各种因素已经内在于历史之中，成也败也自有其业缘。反联邦党人失败的因由，最明显的一个或在于他们的“保守”。斯托林认为他们要捍卫制宪者可能破坏的四种价值：法律、政治稳定、《独立宣言》的原则以及联邦主义，其中最核心的乃是“联邦主义”——“联邦主义意味着州权优先，各州平等，州拥有主要的政治权力”。“州权优先”的主张隐含着对于“小共和国”的偏爱，更根本地说，乃是共同体本位的政体设计，这跟联邦党人一再宣称的“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之意味判然有别。可能略显简单化地说，反联邦党人还停留在亚里士多德等所构建的古典城邦式共和国的旧梦之中，对于现代国家的形态和现代政治的目标缺少清晰的理解。在历史自身的新陈代谢中，他们焉能是以马基雅维里、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为师的联邦党人的敌手？
反联邦党人之所以失败，还因为他们的对手实在太厉害。联邦党人看到了商业和利益，看到了代议制政府，看到了崭新的现代共和政体的诞生，看到了有效政府和人民幸福的一致，看到了一个冉冉升起的大国必然要面对的光荣和梦想，总之，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或不如说，看到了美国的未来。这些名副其实的“建国之父”在政治感知和识见上如此超迈高伟，在论争中所表现的实践智慧也是非反联邦党人可比。他们把本来属于对手的“联邦党人”称谓拿来为己所用，使自己成为独立战争和民族革命之遗产的继承人，并紧接着为其赋予新的内涵，这就不仅遮掩了自己隐秘的国家主义乃至帝国主义面目，还使美国在建国和立宪上前后相继，使美国历史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性。
相形之下，反联邦党人的失败有时竟显得无辜。这一方面源于他们自以为是的道德上的优越感，另一方面源于他们毫无知觉的智识上的狭隘性，而二者结合产生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迷惘。当联邦党人把论争引向立宪的具体事务时，反联邦党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分享了一些基本原则。斯托林指出：“反联邦党人既忠诚于伟大的各州联合，又忠诚于小型的、自治的共同体；既忠诚于商业，又忠诚于公民德性；既忠诚于私人利益，又忠诚于公共善好。”反联邦党人思想中的自相矛盾，必然导致他们在论争中理论的不彻底和立场的不坚定，而犹疑和徘徊对于讨论建国立宪这样的大事来说乃是大忌——它一方面使自己愈益陷入混乱的泥潭，另一方面却决不能使人民生发对于政治目标的信心、希望和热爱。与明智锐猛的联邦党人相比，单凭这一点他们就配不上做那场伟大戏剧的主角。
斯托林最终认为反联邦党人“把严酷的事实搁在一边”——他们对有能力的政府和有私欲的个人过于敌视，而对人民及其代表的善好和可信任性过于相信。原因在于，他们混淆了非常时期和日常时期，把美国人民在革命中表现出的美德当作了永久性的，仿佛不会为现代商业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奢侈、不平等、邪恶和放纵”破坏似的。时间中的一切都将不断地遭受腐蚀，共和国当然也不例外。或许正是因此，联邦党人才想尽量把国家建立在虽然不那么浪漫却比较稳固的基础之上——权力制约权力，利益制约利益。虽然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国人民”开头，但《联邦党人文集》开篇提到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却是由他们做出，而且，他们甚至连不可靠的机遇也都拥有了。对于美国的幸运，托克维尔感叹过，韦伯也羡慕，斯托林同样说道：“改革美国的需要恰恰和宪法改革的有利时机结合在一起了，这是美国人民的幸运。”当然，这一“有利时机”的出现，当有反联邦党人的一份功劳。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才有点像是失败的英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