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腐败问题多年，常被人问及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腐败为什么那样严重？为什么反了那么多年还是那样厉害？你这个反腐败学者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朋友们问的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腐败发生、泛滥的原因论。这个问题特别复杂，有几万字的论文，也有几十万字的专著，要用几句话高度概括的确是一个难题。不过，因为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以下20字的腐败泛滥原因论：利益的诱惑、体制的缺陷、惩罚的失当和对策的乏力。

　　利益的诱惑。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也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阶段，也是社会利益冲突最激烈的阶段。

　　改革是什么？从本质上说是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改革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热情，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财富获得了长足的提高，于是，在社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背景下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现实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人们应该怎样致富？应该怎样发财？在不可抗拒的利益诱惑和利益冲突面前，包括国外、境外在内的社会上的一小部分“商人”采用了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原始积累方式进行“血腥式的积累”，还有一小部分“有权人”则利用手中的公权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边的小集团谋取私利。更为可怕的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这一小部分“商人”和将公权变成私权的“有权人”之间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腐败联盟”，在一些地区或领域甚至会形成特权阶层。这两种人是腐败泛滥的主体，是社会剧变时期的腐败源，人数虽少、能量极大，也是这部分人彻底地扰乱了社会利益的调整、分配格局。

　　体制的缺陷。突然来临的改革开放只能使社会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它不能也不可能在极短的时期内一下子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弊端消除干净。原本的那种在浓浓的阶级斗争气氛下对整个社会的利益诱惑的抑制机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丧失殆尽；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的绝对化现象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现象，大大地抑制了社会对权力者的监督功能，从而给权力腐败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剧变的社会使原有的秩序规则失灵，而新的社会秩序却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体制上的这种弊端和缺陷给腐败的泛滥创造了“最好的机遇”，权力腐败就是在这种体制缺陷中迅猛地发展、泛滥起来。

　　惩罚的失当。惩罚是对付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而且，对于某种“流行”的恶行，惩罚一定要及时，将它“扼杀”于起始阶段。然而，始发于上世纪80年代的腐败并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当时的特点如下：一是对反腐败的意义讲得很透、很深，但未真正地付诸于行动上；二是存在“刑不上大夫”、“官官相护”等打击不力的现象；三是以运动式的方式来反腐败，紧一阵松一阵。

　　于是，产生以下的效应：一是“模仿效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腐败便一下子流行起来；二是“攀比”效应：违法、受贿而不受惩罚，此等“好事”，谁不想干？不贪便是吃亏，不捞白不捞，于是，你捞、我捞，大家都捞，都争先恐后地去腐败，怎能不泛滥；三是侥幸心理：被逮住的是少数，而逮不着的是多数，“成功”大大多于“失败”。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活跃、猖獗。

　　总之，对腐败惩罚的失当，“腐败成本”小于其“腐败收益”，使腐败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太低，这就大大地“激发”了腐败者投机的热情，腐败行为的泛滥便是社会为惩罚失当所付出的一种代价。

　　对策的乏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被逼出来的，整个社会缺乏思想上的、心理上的、组织上的准备，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变革时期突然发生的包括腐败在内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并没有经历过，缺乏积极的、应变的准备；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政治运动的模式：发指令→定指标→发动群众参加→大张旗鼓搞运动→抓典型→总结成绩宣告问题的解决；此外，我们的社会在过去还有一个不太重视社会科学的“习惯”，不太愿意听取社会科学家治理社会的意见……正因为社会管理存在着上述问题，所以面对来势汹涌的腐败行为，我们对它的研究就很不够，思想上的禁区还很多，动员全社会参与反腐败更多地是停留在舆论的宣传上，还以计划经济时代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去对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行为，因而反腐败的措施缺乏有效的针对性，腐败泛滥的势头自然就很难得到抑制。

　　以上20字是我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腐败发展、泛滥的成因的“心得体会”。应该说，我们的社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几年来，无论是反腐败的力度、广度、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取得可喜的成效，腐败势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腐败泛滥的势头得到了初步的遏制。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腐败问题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按照如今执政者对反腐败的决心和措施，反腐败是很有前途的。

　　邵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