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很多当事人对违约行为的鉴定以及解除条件的理解都只是一知半解，经常来电进行咨询。关于合同解除，朱律师发表过数篇法学论文，涉及法定解除的条件，提出了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务的发展，研究的深化，又有新的想法产生，兹撰文详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我国《合同法》关于解除合同的条件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合同失去意义，应归于消灭。在此情况下，我国合同法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消灭合同关系。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此即债务人拒绝履行，也称毁约，包括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作为合同解除条件，它一是要求债务人有过错，二是拒绝行为违法(无合法理由)，三是有履行能力。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此即债务人迟延履行。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中非属特别重要时，即使债务人在履行期届满后履行，也不致使合同目的落空。在此情况下，原则上不允许当事人立即解除合同，而应由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履行催告，给予一定的履行宽限期。债务人在该履行宽限期届满时仍未履行的，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对某些合同而言，履行期限至为重要，如债务人不按期履行，合同目的即不能实现，于此情形，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也应如此。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法律针对某些具体合同规定了特别法定解除条件的，从其规定。
二、关于违反给付义务与合同解除
合同解除的条件中，有些是违约行为，即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众所周知，合同义务分为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等类型。违反主给付义务且达到一定程度，《合同法》第94条等条文明确规定，可以解除合同，这无疑问。需要讨论的是，违反从给付义务是否允许解除合同。
三、关于不可抗力与合同解除
(一)不可抗力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不可抗力，《民法通则》第153条规定，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合同法》第117条第2款完全重复了这种 界定。但如此界定并不完全合理，因为实际生活中有的客观情况虽未同时具备三个“不能”，也应当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例如，甲将其座落于山坡上的A房出卖与乙，约定3月15日交付。3月10日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称3月11日会发生特大山洪。此时，甲、乙均已预见到 该房可能被山洪冲毁，但无法避免，也不能克服。在该房被山洪毁灭时，仍应构成不可抗力致使甲不能履行。在这方面，有些商人就高明得多。如某《合同书》第8.1.2条约定：“不可抗力指自然力或社会动乱的破坏作用，如地震、台风、洪水、水灾、战争等，而这些又是一名有经验的承包商a）不能合理预见的b）能合理预见的但不能1）合理采取措施对此类损失或破坏进行防范，或2）合理地对下述进行保 险：（1）战争、敌对行动（无论宣战与否）、入侵、外敌行动，动乱、飞机或其他飞行装置的坠落和产生的压力波；
（2）非合同双方所引起的 爆炸、火灾或其他事故。”
许多事实表明，对于不可抗力，完全不允许当事人约定，限制过死，有时不尽符合生活实际，结果不适当；若任凭当事人自由约定，就会混淆不可抗力和通常事变的界限，甚至于把当事人一方的过错行为约定为不可抗力，以逃避承担违约责任。看来，折衷较为合适，即， 允许当事人约定不可抗力的范围，但不承认约定改变不可抗力的质的规定性。
(二)不可抗力与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
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合同应该消灭。但通过什么途径消灭，各国立法并不一致。德国法系是采取合同当然且自动消灭的原则。基本上由债务人承担风险，而不是通过合同解除的方式。这种立法表面上看不拖泥带水，解决问题干脆利落，但实际上却没有顾 及到当事人如何采取救济措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英美法系用合同落空原则解决不可抗力及其他意外事故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问题，确认合同解除。但这种解除不经过固有意义上的程序，即不是通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而是由法官裁决 。我国《合同法》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第94条第1项）。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贯彻，如法释〔2003 〕7号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定金返还买受人（第23条第2款）。实务中，有的合同直接贯彻了这种精神，采取了这种模式。例如，某《经销协议》第18.4条规定：“在不可抗力存在之时，本协议不终止。”应当指出，法释〔2009〕5号将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继续履行显失公平的情形排除于情事变更原则适用范围，造成法律漏洞，显然不适当。
需要指出的还有，韩世远教授在世界潮流方面有些为我所用，英美法系将不可抗力作为解除的条件，《1980年联合国国际合同公约》亦 然，按照韩世远教授追赶世界潮流的理念，应当赞同中国《合同法》将不可抗力作为解除条件的设计，但却没有。
当然，以上所述均为解释论，站在立法论的立场，对于不可抗力的情况可以放弃合同解除的模式，规定对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采取合同自动消灭、由风险负担规则解决的模式，只不过必须满足风险负担规则完整和明确、不可抗力免责清晰 的前提条件。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合同解除模式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并且，即使站在立法论的立场上，解除模式也可以存续。
四、对《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应予目的性限缩
在甲公司和乙公司就《A起重机定购合同》发生的纠纷中，乙公司所承做的A起重机，是为甲公司特制的、非标准的、非通用的起重机，没有其他用户。由于政府强制乙公司搬迁厂房，乙公司的资金短缺，乙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制造完成A起重机，在甲公司允许的宽限期届满时虽未交清部件并组装完毕，但事实上已经制造完成了70%左右的工作。按照《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甲公司有权将系争 《A起重机定购合同》解除，并追究乙公司的违约责任。可是，这样一来，乙公司制造完成的70%左右的A起重机的部件，就会成为废铜烂 铁，损失惨重。如果不允许甲公司解除系争《A起重机定购合同》，令乙公司在限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工作，甲公司受领A起重机，同时请求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较为公允，也符合效益原则。这提醒我们，《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在适用范围方面可能过于宽泛了 ，似应适当地限制其适用范围，以免产生不适当的结果。
朱律师认为，在普通的买卖合同、委托合同、居间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等领域，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确定 解除权及其行使的条件，较为适当；但在承揽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场合，如果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已经完成大部工作，仅仅是交付工作成果迟延，特别是迟延的不太久时，不宜机械地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定作人或 发包人仅仅催告一次，确定一个期限，待该宽限期届满时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仍未交付工作成果的，就准许他们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极有可能使已经完成的大部分工作丧失其价值，因为此类工作成果基本上都是非通用的、特定用途的，难有其他用户 ，只好留在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之手，变成废铜烂铁。这样，对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显然过于苛刻；从社会层面观察，浪费了人力、物力，显然不符合效益原则。莫不如限缩《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适用范围，改为如下规则：在承揽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场合，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未能在约定或法定的日期交付工作成果，经定作人或发 包人催告，在宽限期届满时仍未交付工作成果的，尚需定作人或发包人举证证明，其合同目的因此而落空，才允许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定作人或发包人若未能举证证明其合同目的落空，仅凭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未能在宽限期内交付工作成果的事实，仍 不许其行使解除权，就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层面也符合效益原则。当然，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恶意不依约交付工作成果的，则应径直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甚至径直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2项的规定，允许定作人或 发包人解除合同。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则应确立这样的规则：在承揽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场合，遇有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交付工作成果，甚至在宽限期届满时亦未交付成果的，不宜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而应适用 《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由定作人或发包人举证证明其合同目的是否因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的迟延而落空，若举证 成功，则允许定作人或发包人行使解除权；若举证不成功，则不允许其行使解除权。但在承揽人、勘查人、设计人或施工人恶意迟延的情况下，则仍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甚至径直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2项的规定，允许定作人或发包人解除合同。
在货运合同场合，如果托运的货物已在运输途中，但未能在约定的期限抵达目的港或目的站，一般也不宜机械地适用《合同法》第94条 第3项，而应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不然，双方当事人的成本就会不必要地增加，对收货人也无积极的意义。当然，在承 运人恶意迟延，给托运人或收货人造成严重损失的，托运人或收货人有权采取救济措施，另觅其他的承运人，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3 项的规定，将合同解除。
五、如何理解法定解除条件中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含义如何，法无明文，观点不一，需要解释。
(一)不完全履行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经查，《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表述，是合同法立法过程中几经反复，最终才确定下来的。考察其变化过程，有助于理解《合同法》第 94条第4项规定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含义。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的12个单位草拟的，由梁慧星教授等统稿完成的，于1995年1月提交给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使用的是“合同目的”的表述（第100条）， 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95年10月16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试拟稿）》则改称为“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第58 条第2款第2项），1996年6月7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试拟稿）》予以承继（第70条第2项），1997年5月14日完成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征求意见稿）》亦然（第66条第2项），1997年9月20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征求意见稿）》则改为“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的表述，1998年8月20日完成的，提交常务委员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却又回复了“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1998年12月21日完成的，提交常务委员会第三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再次回到“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表述（第95条第4项）。最终，《合同法》采取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表述。
这告诉我们，在《合同法》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与“（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含义。我们应从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角度界定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意义。如此，所谓不完全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成，可被界定为不 完全履行（严重）影响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
(二)金钱给付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在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存在着其他法律关系的缘故，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很低，主要是象征意义。受让方因此而一直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几年后，该股权的价值较诉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增长数倍，转让方便以受让方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 导致其合同目的落空为由主张解除该《股权转让合同》。对其主张，裁判人员看法不一。朱律师认为，金钱给付作为合同的标的，一旦迟延便认为构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就意味着只要迟延付款一刻就允许相对人解除合同。这显然背离了《合同法》第94条第3项关于迟延履行场合须经催告方可解除合同的立法目的，实在不足取。我们应当区分情况而分别处理。
（1）债务人明示拒绝付款的，相对人有权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2项的规定，径直解除合同。
（2）债务人未明示拒绝付款的场合，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以金钱给付为标的的合同属于定期行为的，相对人可以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4项 的规定径直解除合同。
（3）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场合，金钱给付作为合同标的，该合同不属于履行期特别重要的合同（定期行为），而属于履行期不重要的合同（非定期行为）。于此场合，相对人欲解除合同，必须按照《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先行催告债务人。只有 在债务人于宽限期届满时仍未给付时，相对人方可解除合同。
(三)受领全部的价款、出让金、股权转让款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一种意见认为，在买卖、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股权转让等合同中，出卖人、出让人、转让人获取了全部价款、出让金、转让款或股权转让款，其合同目的便完全实现，不得以买受人拒不受领买卖物、出让人拒不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过户登记、拒不办理股权的 移转登记为由，认定出卖人、出让人、转让人的合同目的落空，从而允许其解除合同。这有些绝对，应区别情况而作判断较为适宜。在相当的场合，出卖人、出让人、转让人获取了全部价款、出让金、转让款或股权转让款，其合同目的确实业已实现，的确不得以买受人拒不受领买卖物、出让人拒不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过户登记、拒不办理股权的移转登记为由解除合同。但在某些情况下 ，买受人拒不受领买卖物，又无法提存时，出卖人因此承受种种负担，如寻觅仓储、处理保险事宜、另觅买受人等。受让人拒不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过户登记手续，转让人可能承受该建设用地因未开发超过2年而被无偿收回的风险、不符合再受让其他宗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条件、不再享受税负优惠的政策、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等。此类负担、后果的出现，仍使已经获取了价款、出让款、转让款的出 卖人、出让人、转让人的合同目的落空，在出现此类负担的情况下，应当承认已经获取了价款、出让款、转让款的出卖人、出让人、转让人享有解除权，并允许其行使该权解除合同。
(四)交付货物不合格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在某《硫磺购销合同》纠纷案中，交付的硫磺有四项指标不合格，是否构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分歧严重，再次显现出确定合同目的及其不能实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学说认为，买卖合同，无论标的物是什么，当事人是何种类型，都具有相同的目的，即典型交易目的。从出卖人方面来看是取得价款的所有权，从买受人方面观察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这个层面上，出卖人取得价款的所有权，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均为合同 目的。不过，必须指出，如果机械地将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个典型交易目的作为《合同法》第94条第4项所说的合同目的，有时会出现极 不合理的现象。例如，在某《硫磺购销合同》纠纷案中以硫磺所有权的取得作为买受人的合同目的，就会出现极不合理的现象：即便标的物在品质上极其劣质，在数量上严重短缺，买受人无法使用，由于买受人已经取得了它的所有权，也算达到了合同目的，不得主张解除 合同。换句话说，机械地把这种典型交易目的作为《合同法》第94条第4项所说的合同目的，作为《硫磺购销合同》纠纷案买受人的合同 目的，显然违反了买受人的本意，因为买受人签订《硫磺购销合同》绝非旨在取得质量低下的硫磺；也模糊了根本违约和轻微违约之间的界限，因为这样会使《合同法》第94条第4项强调“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要素失去意义和价值，会使人们无法准确地确定合同解除的条件，难以适当地适用合同解除制度。有鉴于此，不宜一律把典型交易目的等同于买受人的合同目的。
诉争《硫磺购销合同》项下的硫磺的用途，可否作为买受人的合同目的？主审法院认为，在区分目的和动机的情况下，将诉争《硫磺购销合同》项下的硫磺用于买受人的生产过程，是买受人取得诉争《硫磺购销合同》项下的硫磺及其所有权的目的，而买受人基于诉争《硫 磺购销合同》取得硫磺是签订该诉争《硫磺购销合同》的目的。众所周知，目的之目的是动机，不再是目的，所以，将诉争《硫磺购销合同》项下的硫磺用于买受人的生产过程，是诉争《硫磺购销合同》的动机，而非目的。换句话说，买受人对于涉案硫磺的用途距离买 受人的合同目的有些远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