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１９８６年，何某以３６００元价款购买了某县房管所公房两间，合同、公证等手续齐全。因原临时住户王某、李某无理占住不腾房，致使何某８年时间还没有住进去。某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系某县房管所的上级主管局，以下简称城建局）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３日作出了《关于何某所购房管所公房与王某、李某因管理房产权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主要内容是：一、我局维护县长办公会决议，何某所购房买卖成立，应予承认；二、王某、李某应在接到通知１５日内搬离，否则后果自负。该《决定》于次日送达，王某、李某在法定期限既没有提起行政复议，也没有向法院起诉。由于该《决定》没有执行，何某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８日以民事腾房案起诉，状告某县房管所，要求交付所购房屋，王某、李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该案尚未做出判决之前，王某、赵某（王某岳父）于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５日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某县城建局，要求撤销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３日作出的行政《决定》，何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在此行政诉讼中，经多次合法传唤，作为被告的某县城建局既不到庭，又不举证，意在败诉。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列举了原、被告恶意串通的诸多事实后，交出７份确凿原始书证，充分证明被告某县城建局作出《决定》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

    争议： 

    本案在审理中，围绕该案原、被告勾结串通，被告故意不出庭、不举证的情况，对第三人何某所举７份确凿原始书证，应否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第三人何某所举７份确凿原始书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原因是行政诉讼法有关条款明确规定“被告负有举证责任”，没有规定让第三人举证。因此，本案第三人何某所举７份确凿原始书证不具有法律效力，故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第二种意见认为，第三人何某所举７份确凿原始书证应作为定案依据。原因是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让第三人举证，但从一些条款内容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第三人不但有责任、有权力举证，而且第三人举证符合行政诉讼法合法性审查原则规定。本案第三人何某举出７份确凿原始书证，能证明某县城建局当时作出的《决定》是合法的，证据合法有效，应作为定案的法律依据。

    ?评议：

    对以上两种意见，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理由是：强调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并不影响第三人举证。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条规定的宗旨是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但并不渗透第三人不能举证的内涵。

    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从立法角度看，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防止滥罚无辜。其二，从原、被告及第三人的举证能力看，被告行政机关对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始终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在证据的收集和提供方面明显处于优势。尤其在涉及一些专业技术比较强的，如环境保护、发明专利等行政案件中，原告往往因知识水平、技术手段等方面的欠缺而难以举证。因此，法律规定让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是与客观情况相符合的。法律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并不意味着第三人不能举证，更非即使举证确凿也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举证是第三人的责任和权利。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证据。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从这条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第三人也有责任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因为第三人是当然的诉讼当事人，如果第三人无责任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怎能“有权要求当事人向法院提供或补充证据”呢？

    行政诉讼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所谓“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是指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都享有同等的陈述、举证、辩论、上诉、申诉等法律权利。如果第三人举证确凿，法院因其是第三人而不予采纳，岂不是法律规定上的平等而实际执行上的不平等吗？

    第三人举证符合合法性审查原则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条规定指明了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合法性审查原则，它要求法院在行政审判过程中要始终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并体现在行政审判的各个环节上。要清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就要围绕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收集证据，让证据来说话。如何收集证据，一靠诉讼当事人即原告、被告及第三人举证，二靠法院以职权要求当事人提供、补充证据或调取证据。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收集的证据，也不论是何人提供的证据，只要有助于法院查清事实真相，能证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与否，法院就要依法采信，并应以此作为判决维持还是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本案第三人何某能举出７份确凿原始书证，能充分说明某县城建局作出的《决定》是合法的，法院就要依法作出维持合法《决定》的判决，维护第三人何某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原、被告恶意串通，被告拒不到庭，又不举证，意在败诉，以损害第三人权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第三人若能举出确凿证据，能证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法院就应依法采纳。这样判决的好处是既符合行政诉讼法合法性审查原则规定，也有利于打击行政诉讼中的不正之风。